1988年至今，我已往來大陸近四百回。1988年5月間我第一次去大陸，第一站是北京，在舊的首都機場下飛機，沒有空橋，但見地面上的人員均穿綠色的軍服的「解放軍」，感覺氣氛頗為肅殺。

當時的北京，尚未啟動市場經濟，公營的食堂、飯舘按時下班，如果錯過了吃飯的時間，就找不到地方吃飯了，要餓著等到下一餐開飯時，才有飯吃。我學乖了，第二次去時，我都會準備一些奶粉，以備充饑。吃飯時，服務人員會問你要幾兩米飯，一開始聽不懂，隨意說五兩，隨後端來了一大盆，吃不完，服務人員也不會事先告訴你太多了。

當時，私營事業很少，還在賣賣茶葉蛋的階段，開計程車的師傅算是有錢人，可得「萬元戶」稱號。對北京的印象是：真大！光過馬路就很寬大，從這邊走到對面，就須費一番勁，不像台北街頭的小街小弄。

1988年在人民大學法律系認識佟柔、高銘喧、曾憲義、王益英、劉春田、周大偉、王利明、趙秉志等諸教授，他們聽我說是王澤鑑老師的學生，對我均頗熱情，他們在當時或以後均成為大陸法學界的代表性人物，成為新中國現代法律的奠基者。1990年代，我出版了一本「大陸學者論兩岸關係條例」，他們都幫我從各法領域寫了文章。其中，和周大偉先生成了好朋友，至今一直有聯絡，友情逾30年。

第二站來到上海，親眼看看文獻中的「十里洋場」及黃浦灘。1988年代的上海仍未啟動「開放」，但人多為患，我在黃浦灘南京路口搭公共汽車，常擠了半個鐘頭擠不上公共汽車，走了幾趟公共汽車，仍然留落在原地，行不得也，而當時出租車極少，所以嘛，常要用走的，走好遠、好遠，有次從黃浦灘走到復旦大學。

當時，常由親戚歷史系教授湯綱及夫人陳步青安排住復旦的招待所，一天10元。湯教授是明史的專家，我對史學也感興趣。我認為法律和歷史以證據、材料證明「過去的事」，再給予一個解釋或史觀，方法相同，只是法律的「案件」離證明之時點近，有時已難於舉證而真相不明，而歷史中「過去的事」離證明之時已遠，更不易證明吧？所給予的史觀更是見仁見智吧？所以，歷史常和真相差很大。

1988年5月在上海無意間出席了一場「版權研討會」，當時大陸尚無著作權法，因為我在台灣於1985年曾經出版過一本「最新著作權法實用」，也擔任遠流出版公司、滾石唱片的法律顧問，為金庸、胡適著作處理版權合約，為蔡琴、齊秦、趙傳、李碧華、李宗盛、張艾嘉等歌星處理過版權事務，已算是「經驗豐富」了，在會上談了很多實務，因而，在席上與剛成立的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總經理李奇先生、副總經理陶慶軍先生結緣。此後，我也數次代理該公司在台灣向盜版大陸書之出版社要求補償版稅，開啟兩岸著作權保護之先例，雖然在那個年代，沒有什麼可觀的收入，也贏得了該公司李總、陶總、吳穎、小暴等人的友誼。

其後，李總不幸發生車禍而早逝，陶總於2000年代則轉任計劃生育委員會下屬的人口出版社社長，從幼教、人口素質、人力培訓的角度，趁著市場經濟的大好局勢，把原是冷門的出版社搞得有聲有色，為公司賺了不少利潤，為公司買了樓，可喜可賀！我們維持了20多年的友誼。直到2011年9月，我到北京，陶社長還很熱情的請我吃飯，熱情地介紹北京的好友給我認識。

1988年6月在上海我還特別去拜訪了上海首家私營律師李國機律師，回來寫了一篇「私營律師李國機」，還登上了聯合晚報明顯的版面！20多年來，大陸的律師制度不斷的改變，現在都是「私營」了，但當時卻都是「國營所」。所以，台灣人對李國機感到好奇，可以登上報紙的重要版面，真是印證了時代巨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