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案判決當時，百萬紅衫軍倒扁遊行，正轟轟烈烈的進行著。而邱毅及檢察官均提起了上訴。

在我的盡心辯護之下，台灣高等法院於2007年判決邱毅全部無罪，判決時任總統的阿扁全部敗訴。這時，距陳水扁2008年5月去職，只剩下一年了。

從2000年3月起算，邱毅已和陳水扁打了七年官司，而從2003年5月我受委任辯護開始我已奮戰了四年，這期間環境多變，阿扁由告邱毅的原告，變成國務機要費等案的被告，台灣繼續的「內亂」，大陸的綜合國力卻不斷加強。

這讓我想起一個所羅門國王的故事：兩個女人在爭一個孩子，難分難解，都說自己才是那孩子的親生母親，所羅門王說「用刀把孩子切成兩半，一人一半」，那孩子的真正親生母親馬上說放棄，所羅門就把孩子判給了她。

如今，台灣有人高喊「愛台灣」，是否能像那真正生母一樣，放棄將台灣分裂成兩個陣營？這才是真的愛台灣。

同理，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中華民族、東亞人民，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，因為國勢衰弱而被欺負了一百多年，愛台灣、中華民族、東亞的有識人士，也不應搞對抗，應互相愛護，抓住台灣、中華民族、東亞的難得機遇，共同努力，促進東亞的統合，繁榮經濟，提升文化，改進大家的生活。

本此，身為台大法律系的一份子，我衷心期盼：法律人能夠擴大共識，減少歧見，多發揮人性及法律系的光明面，增加合作。

但讓人無奈的是：當年我們年輕時在台大法學院「弄春池」畔，批評民主、法治，然而，三十年後，人們對以這些人為代表的「台大法律人」的主政者，仍然進行批判。

為何這些法律系畢業的從政者難於互相溝通？這是否和其職業有關？因為法律系畢業的同學，注定畢業後各奔東西，且因職務上的不便，難於再相聚琢磨共識，例如，律師不便私下見法官、檢察官，逐漸互相孤立，一旦從政，亦難於改變習慣，所以，與不同黨或同黨不同派系之人，亦難於溝通、互相孤立，也就是長久之後，法律出身者大都或多或少有「自閉症」現象，不溝通、難於溝通，反而，錢或權可能成為溝通的工具，許多「政治獻金」及貪污就是這樣形成的。

我感到很欣慰的是：在邱毅被陳水扁控訴一案，合議庭採取了我的陳述及辯護意旨，真正做到了「獨立審判」，不問當事人是「總統」還是平民，依據法律、證據及對法律的理解，判決「總統」敗訴，不受「權力」的影響，也沒有「錢」的問題。

這就是司法獨立的可貴，法官能有智慧正確判斷的獨立空間，這是現代法律人所追求的境界，我深有體會。

當然，此案之所以能夠臻此境界，也可能它並非「關鍵重要性案例」，它不像2004年「連宋與扁呂」的選舉或當選無效之訴或「國務機要費」案，或關鍵性影響總統大位，或關鍵性影響卸任總統的自由，而本案只是涉「誹謗」的輕案，無關宏旨，賭的並不大，輸的也輸得起，當事人不會像國務機要費案那樣以各種手段反擊司法，故法官有較大的獨立空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