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鵝湖會精神談當前台灣政局

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於2010年4月25日就台灣與大陸簽ECFA問題舉行辯論，並雙雙成為2012年藍、綠兩黨的競選總統候選人。兩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政治領袖，常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，竟南轅北轍，難道天下之理沒有客觀性 ? 領袖人物如何以客觀的態度引導民眾縮小藍、綠之差距 ? 法律人的最重要修養應是客觀的態度與方法。如何是客觀 ?

一九七三年九月我進入臺大法律系就讀。當時人治高漲、工商尚未起飛，法律系在各科系之中，屬於最後一志願，沒有什麼人願意唸法律，所以，很容易進去。我傻乎乎地還真以為可以依「法」治國，也看到美國有一半以上的總統出自法律系，將來台灣也可能如此，一定進入法治社會，因而「逢低買進」，進入台大法律系(一九九0年以後台大法律系變成第一志願，就難進了)。

當時憑著一股傻勁，非常賣力地勤讀了各種法律，接觸了各種思想。當年臺大法律系的教授大多屬傳授法律條文、枝枝節節的基本型，但也不乏有思想、有理論、有方法，而能夠啟蒙學生思想的教授，如王澤鑑、黃茂榮、林紀東教授，我分別跟著王老師、黃老師寫博士論文及碩士論文，很早就益於他們的「法學方法論」，深思「民法」是中華世界五千年來所最缺、最重要的，並以民法作為主攻目標。也跟蔡墩銘老師勤學刑法，並廣閱「刑事法雜誌」，該雜誌是名教授洪蘭的父親洪褔增律師主辦的，我也常和大二屆的徐顯國學長開研討呢！行政法則受教於林紀東先生，他深刻體驗苦難的中國建立法制之不易，非常愛國，非常有正義感，書生報國，著作等身。當時我年輕不了解學好公法，比較有機會當大法官呢 ? 而楊日然教授也是其中一位令我受益很深的老師，他主授法理學。

楊日然教授師承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法哲學教授碧海純一，思想源自卡爾•波帕(Karl Popper)、康德、羅素、韋伯(Max Weber)、凱爾生(Hans Kelsen)、維根斯坦(Ludwig Wittgenstain )、開納普(Rudolf  Carnap)等等，以分析哲學、邏輯經驗主義、社會科學之哲學等思想為基礎，在法認識論、法價值論、正義論方面有透徹的功力。一九七六年，他在課堂上所講的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、「價值相對主義」、「民主原理」、「方法二元論」、「邏輯經驗主義」、「分析哲學」、新康德學派、維也納學團的理念，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，並成為我做人、處事或治學的基本態度。

我也清楚的記得，他從上述認識論、科學的哲學、方法二元論之立場，批判源自柏拉圖、黑格爾乃至於馬克斯一貫相承的「歷史主義」或「自然主義」，認為他們總是將「存在」(實然)當作合理(應然)；或將「主觀」的理想當作客觀真理；宣稱歷史是世界的法庭，歷史係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，也將由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。時間一閃，三十年已過，社會主義國家已由極盛時期，轉入九0年代的崩盤與「改革開放」，更是令人深覺思想家在寂寞的年代，堅持所信，對社會發出微弱警世箴言的可貴。

台灣二十年來陷入藍綠對抗，兩岸歧見仍存，知識分子力量微薄，是一個價值分離、黨派實踐林立，知識力量微弱的時代，統、獨、藍綠的價值實踐力量徹底壓倒了知識的分析；褔利國的價值實踐與政策力量，也掩蓋了知識的分析，這種現象彷彿又落入黑格爾、馬克斯式的方法、一元論及歷史主義，多數政治人物均將主觀的理想宣稱為客觀的真理，面對這種激情，讓我尤其懷念楊日然教授所提倡的價值相對主義、民主原理、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等等認識論與正義論的課題。

我個人有幸進入臺大法律系就讀，受到楊日然教授方法論的薰陶，以其哲學作為做人處事的依據，因而能明辨是非，得以正確的方法免於受惑。環顧時局，法律人才已經在各黨各派擁有領導分量，例如馬英九於二00八年擔任總統、陳水扁更早於二000年至二00八年擔任總統，而蔡英文於二00八年以後繼任民進黨主席，有角逐大位的態勢，其他如蘇貞昌、謝長廷、陳定南、尤清、江鵬堅、呂秀蓮、蘇煥智等人均屬法律系出身之大將，先後二十年發揮了對政局的影響力。這些法律人才分屬不同黨派，不免交相攻戰，戮力實踐其個人價值，而影響時局，這讓我想起，二、三十年以來，假如像楊日然教授的思想、方法論，夠早一點普遍影響法律各界，現在我們的社會可能會不一樣 ? 可以預料，將來更有大量的法律人才，投入明日的政治，是以，法律哲學教育在法學院應該大幅受到重視，不幸的是，大師已經早逝，嗚呼哀哉。

回顧這二十年，法律人在台灣政局已有良好時機，可惜，表現遠不如大眾期待。惟轉眼已至二0一0年代，仍由兩位台大法律人馬英九、蔡英文分領國民、民進二黨，其學歷背景經驗相同，想法、說法竟南轅北轍，而無「間主觀為客觀」的可能性，這是台灣分裂的不幸！假如他們有上過楊日然教授的課，是否就有更多的共通性 ? 然而，我必須承認，當年在功利主義下，法律系的學生多忙於高考或留學，很少人對法理學、法哲學投以應有的注意！

面對台灣快速的變遷所引起而持續的藍、綠對抗及兩岸問題，讓人心憂，也讓人期待。這讓我想起韋伯面臨一九00年代德國快速變遷而形成各種主義、政策的抉擇，從而，呼籲各界於爭論時，謹守關於「價值中立」、「客觀性」的要求，台灣及兩岸也當如此！

有趣的是，不僅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此客觀性的探求，回到我們的傳統文化中，也可以找到相同的方法論。公元十二世紀主張理學之朱熹與主張心學之陸九淵發生歧見，呂祖謙於一一七五年邀集二派召開鵝湖會議，進行討論，希望存異求同，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佳話！

呂祖謙所主張「異中求同」、「泛觀廣接」、「妄分清濁，危害最大」、「以廣大為心，不必頰舌爭勝負」、「問道四方，以免循於偏見」、「廣大溫潤氣象，非爭勝負」、「不主一家，不私一說」的思想哲學(詳見第一章)，尤有益於當道，也不遑多讓於前述西方的維也納學團、新康德學派及邏輯實證主義與分析哲學。

楊日然大法官不幸早逝，本人於1994年8月6日於「中國時報」發表懷念楊日然教授的文章「黨派訴求、政策與客觀性」一文，蒙其家屬或認為其足以述說楊日然之思想，而選為「總統褒揚令」中，對楊教授生平功績闡述之二篇代表性文章之一，得與前司法院長翁岳生之大作並列，亦是本人之榮幸。於16年後，當我們看到台灣藍、綠對抗日益激烈，更令人懷念楊老師學說闡揚法律人、社會科學客觀性之重要。也深刻體會呂祖謙召集鵝湖會，調合朱、陸爭論的可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