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英九總統與蔡英文主席於2010年4月25日就台灣與大陸簽ECFA問題舉行辯論,並雙雙成為2012年藍、綠兩黨的競選總統候選人。兩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政治領袖,常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,竟南轅北轍,難道天下之理沒有客觀性 ? 領袖人物如何以客觀的態度引導民眾縮小藍、綠之差距 ? 法律人的最重要修養應是客觀的態度與方法。如何是客觀 ?

一九七三年九月我進入臺大法律系就讀。當時人治高漲、工商尚未起飛,法律系在各科系之中,屬於最後一志願,沒有什麼人願意唸法律,所以,很容易進去。我傻乎乎地還真以為可以依「法」治國,也看到美國有一半以上的總統出自法律系,將來台灣也可能如此,一定進入法治社會,因而「逢低買進」,進入台大法律系(一九九0年以後台大法律系變成第一志願,就難進了)。

當時憑著一股傻勁,非常賣力地勤讀了各種法律,接觸了各種思想。當年臺大法律系的教授大多屬傳授法律條文、枝枝節節的基本型,但也不乏有思想、有理論、有方法,而能夠啟蒙學生思想的教授,如王澤鑑、黃茂榮、林紀東教授,我分別跟著王老師、黃老師寫博士論文及碩士論文,很早就益於他們的「法學方法論」,深思「民法」是中華世界五千年來所最缺、最重要的,並以民法作為主攻目標。也跟蔡墩銘老師勤學刑法,並廣閱「刑事法雜誌」,該雜誌是名教授洪蘭的父親洪褔增律師主辦的,我也常和大二屆的徐顯國學長開研討呢!行政法則受教於林紀東先生,他深刻體驗苦難的中國建立法制之不易,非常愛國,非常有正義感,書生報國,著作等身。當時我年輕不了解學好公法,比較有機會當大法官呢 ? 而楊日然教授也是其中一位令我受益很深的老師,他主授法理學。

楊日然教授師承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法哲學教授碧海純一,思想源自卡爾•波帕(Karl Popper)、康德、羅素、韋伯(Max Weber)、凱爾生(Hans Kelsen)、維根斯坦(Ludwig Wittgenstain )、開納普(Rudolf  Carnap)等等,以分析哲學、邏輯經驗主義、社會科學之哲學等思想為基礎,在法認識論、法價值論、正義論方面有透徹的功力。一九七六年,他在課堂上所講的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」、「價值相對主義」、「民主原理」、「方法二元論」、「邏輯經驗主義」、「分析哲學」、新康德學派、維也納學團的理念,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中,並成為我做人、處事或治學的基本態度。

我也清楚的記得,他從上述認識論、科學的哲學、方法二元論之立場,批判源自柏拉圖、黑格爾乃至於馬克斯一貫相承的「歷史主義」或「自然主義」,認為他們總是將「存在」(實然)當作合理(應然);或將「主觀」的理想當作客觀真理;宣稱歷史是世界的法庭,歷史係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,也將由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。時間一閃,三十年已過,社會主義國家已由極盛時期,轉入九0年代的崩盤與「改革開放」,更是令人深覺思想家在寂寞的年代,堅持所信,對社會發出微弱警世箴言的可貴。

台灣二十年來陷入藍綠對抗,兩岸歧見仍存,知識分子力量微薄,是一個價值分離、黨派實踐林立,知識力量微弱的時代,統、獨、藍綠的價值實踐力量徹底壓倒了知識的分析;褔利國的價值實踐與政策力量,也掩蓋了知識的分析,這種現象彷彿又落入黑格爾、馬克斯式的方法、一元論及歷史主義,多數政治人物均將主觀的理想宣稱為客觀的真理,面對這種激情,讓我尤其懷念楊日然教授所提倡的價值相對主義、民主原理、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等等認識論與正義論的課題。

我個人有幸進入臺大法律系就讀,受到楊日然教授方法論的薰陶,以其哲學作為做人處事的依據,因而能明辨是非,得以正確的方法免於受惑。環顧時局,法律人才已經在各黨各派擁有領導分量,例如馬英九於二00八年擔任總統、陳水扁更早於二000年至二00八年擔任總統,而蔡英文於二00八年以後繼任民進黨主席,有角逐大位的態勢,其他如蘇貞昌、謝長廷、陳定南、尤清、江鵬堅、呂秀蓮、蘇煥智等人均屬法律系出身之大將,先後二十年發揮了對政局的影響力。這些法律人才分屬不同黨派,不免交相攻戰,戮力實踐其個人價值,而影響時局,這讓我想起,二、三十年以來,假如像楊日然教授的思想、方法論,夠早一點普遍影響法律各界,現在我們的社會可能會不一樣 ? 可以預料,將來更有大量的法律人才,投入明日的政治,是以,法律哲學教育在法學院應該大幅受到重視,不幸的是,大師已經早逝,嗚呼哀哉。

回顧這二十年,法律人在台灣政局已有良好時機,可惜,表現遠不如大眾期待。惟轉眼已至二0一0年代,仍由兩位台大法律人馬英九、蔡英文分領國民、民進二黨,其學歷背景經驗相同,想法、說法竟南轅北轍,而無「間主觀為客觀」的可能性,這是台灣分裂的不幸!假如他們有上過楊日然教授的課,是否就有更多的共通性 ? 然而,我必須承認,當年在功利主義下,法律系的學生多忙於高考或留學,很少人對法理學、法哲學投以應有的注意!

面對台灣快速的變遷所引起而持續的藍、綠對抗及兩岸問題,讓人心憂,也讓人期待。這讓我想起韋伯面臨一九00年代德國快速變遷而形成各種主義、政策的抉擇,從而,呼籲各界於爭論時,謹守關於「價值中立」、「客觀性」的要求,台灣及兩岸也當如此!

有趣的是,不僅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此客觀性的探求,回到我們的傳統文化中,也可以找到相同的方法論。公元十二世紀主張理學之朱熹與主張心學之陸九淵發生歧見,呂祖謙於一一七五年邀集二派召開鵝湖會議,進行討論,希望存異求同,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佳話!

呂祖謙所主張「異中求同」、「泛觀廣接」、「妄分清濁,危害最大」、「以廣大為心,不必頰舌爭勝負」、「問道四方,以免循於偏見」、「廣大溫潤氣象,非爭勝負」、「不主一家,不私一說」的思想哲學(詳見第一章),尤有益於當道,也不遑多讓於前述西方的維也納學團、新康德學派及邏輯實證主義與分析哲學。

楊日然大法官不幸早逝,本人於1994年8月6日於「中國時報」發表懷念楊日然教授的文章「黨派訴求、政策與客觀性」一文,蒙其家屬或認為其足以述說楊日然之思想,而選為「總統褒揚令」中,對楊教授生平功績闡述之二篇代表性文章之一,得與前司法院長翁岳生之大作並列,亦是本人之榮幸。於16年後,當我們看到台灣藍、綠對抗日益激烈,更令人懷念楊老師學說闡揚法律人、社會科學客觀性之重要。也深刻體會呂祖謙召集鵝湖會,調合朱、陸爭論的可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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