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學、心學、文學在現代法學上之運用

1、 社會科學之客觀性與方法論

一千年來，程朱理學、陸王心學及陳亮、葉適功、用之學的形式影響中國人思想甚大，天下非程朱即陸王，或轉為經世之實學。呂祖謙於公元1175年召開鵝湖會，試圖調和朱、陸思想之爭論，其有關求同存異、泛觀廣接，不私一家之哲學思想，相當於西方之社會科學之客觀性及方法論，特有益於當今。

作者以法學為業，從楊日然教授、王澤鑑教授、林文雄教授深習源自西洋之社會科學之客觀性、價值相對主義、邏輯經驗主義、新康德學派之法學方法論、馬克思‧韋伯所論之「價值中立」、Karl Popper將「反證可能性」作為客觀性之學說，在法官之自由心證中求生存，關心判決是否客觀之無數案例，亦驚覺呂祖謙之方法論與言論，與法之客觀性及社會科學之客觀性同義也。尤其，台灣之政治人物出自法律界，更應該帶頭推廣此客觀性之認識，以廣大為心、求同存異之作為，否則，天下不寧。此外，兩岸之和平發展及求同存異，關係至大，呂祖謙之言論亦切用也。

2、 理學在法學上之運用

法理、事理、證據「你講不講理 ?」、「有理走遍天下，無理寸步難行」，已成人們口頭禪，可見世人無形中受理學影響甚深 ! 因此，雖曰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然而，至少相對之各方都應講理，爰輯呂祖謙關於理學之言論。

理學運用於法學上，不只是法理，還包括事理及證據，誠如1977年陳傳岳大律師教余「你法理沒問題，須加強事理」，會事理與法理同重也。尤其，當法無規定或有解釋空間及自由心證之空間時，更應明事理。甚至，理想之法律本身亦係依理而制定。違反事理之法律為惡法，應予修訂。理與「自然法」相通，理之細節隨時代而變遷，但根本之天理不變，亦同於德國法律哲學家Stammlen所說的「內容可變的自然法」。

3、 心學在自由心證之運用

天下事，雖依理而已，但「理一分殊」(如原、被告都要求法官「公平」判他贏)，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爭執雙方說破了一堆理，甚至各有各的理，但是，回到本源，也可能只是「心」怎麼想而已 ! 心一改，諸理即現。

呂祖謙同朱熹、張栻一樣是理學大家，但也不排斥「心學」，泛觀廣接各家說法，不私一說，是其特色。特輯其關於心學之言論。

運用在法學上，心即「自由心證」，雖自由心證非絕對自由，須依據法律、法理、事理、證據、判例、學說、證言，但這些浩瀚依據，最終敵不過法官之自由心證。

運用在政治上，很多政論節目及名嘴說了一大堆理，其本源或只是「藍心」或「綠心」而已 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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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特別摘錄陸九淵關於本心與訴訟之關係之論說供參考

斷訟是本心

四明楊仲敬(簡)時主富陽簿，攝事臨安府中，始承教於先生。及反富陽，三月二十一日，先生過之，問:「如何是本心?」先生曰:「惻隱，仁之端也；羞惡，義之端也；辭讓，禮之端也；是非，智之端也。此即本心。」對曰:「簡兒時已曉得，畢竟如何本心?」凡數問，先生總不易其說，敬仲亦未省。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，敬仲斷其曲直訖，又問如初。先生曰:「聞適來斷扇訟，是者知其為是，非者知其為非，此即敬仲本心。」敬仲忽大覺，始北面納弟子禮。故敬仲每云:「簡發本心之問，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，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，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。」…(陸九淵集，卷三十六，年譜，中華書局版，487~488頁)

(編者注)
現代法官常在諸多證據、法理、事理堆中「自由心證」，自由心證亦為「本心」，是正或非正，豈可不自重哉?如為是，則每案皆如聖人功德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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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事功之學

在法學上之功能部分理學家批評「功利」說 ! 然而，今日在資本主義之下，反而是極端功利社會，以鴻海、富士康、台塑、台積電等企業養民或八十萬人或數萬人，不同於千年前之農業時代，是理學、心學應不排斥功、用之學或事功之學，爰編輯理學家呂祖謙關於兼容功、用、力行之言論，以切用於當代。此部分係呂祖謙重史學，亦與「功利學派」陳亮、葉適等人為友之原因
(見第1章)，而不同於其他理學大家。

運用於法學上，法官之判決宜考慮「社會觀感」及法的社會功能，勿成為大眾所認為之「恐龍判決」。惟「事功說」只是參酌，不能採取極端的功利主義，畢竟，司法應獨立，不宜過重的牽就社會觀感而為判決，但判決不應孤立於社會功能。

5、 文學在法學上之運用

文學既可載道，亦可歌詠人生，陶冶性情。少了詩、文，人生也太無趣了。呂祖謙重文學，編「文海」、「皇朝文鑑」，喜三蘇文，作「古文關鍵」一文，評述、標注唐、宋大家之文章，奠定「唐宋八大家」之基礎，而別於其他理學家視文學為「玩物喪志」。

運用在「法律」上，法學家、司法官、律師之論文、判決、訴狀均須以「文」表達，切忌「詞不達意」。好的法學論文、判決、訴狀，必須情、理、法兼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