變法－談司法獨立與官箴

―治國無法則亂，守法而弗變則悖，悖亂不可以持國，世易時移，變法宜矣。(呂氏春秋‧慎大覽‧察今)

傳統的儒者、理學家長期以「仁」、「道」、「理」從「內心」制衡君權，但碰到「抓狂」的君主，還是沒有辦法，於是君權、專制造成了中國的衰弱 !

於今不同了，兩岸各自發展了不同的法治，權力受到了「外在」的法治及人權的制衡。在台灣，已經發展到了可以和總統打官司的程度。這是自清末「變法」後的結果。

公元2000年陳水扁總統告立法委員邱先生「違反總統選舉罷免法」一案中(2000年邱對媒體說陳之財產不當增加)，我作為辯護人，經閱卷研究後，於2003年7月15日提出「答辯及調查證據聲請狀」，指出:

1、偵查中未依慣例傳訊告訴人陳水扁有違常規，且陳已擔任總統，理應「寬宏」，是否有委任律師提告或還想繼續告有疑義，應傳總統說明；

2、關於財產不合理增加，因先有2000年2月李敖、李慶元出版「陳水扁的真面目」一書述及，被告基於確信，並非毫無所本，應無實質惡意，不應構成誹謗；且總統候選人應高度受公評，依大法官會議第509號解釋，無「實質惡意」，應不為罪；

3、關於吳淑珍之股票:依前述李敖、李慶元之著作及二李於2000年2月22日之記者會報導吳之股票估值一億元，被告較保守僅估7500萬，且願以5000萬元購買，有相當理由確信並非明知而不實陳述；

4、關於吳淑珍賣股票:因被告願以5000萬購買，當然擔心吳私下賣，且林瑞圖已先質疑吳私下賣，被告之提出質疑，並非無所本；

5、關於與股市炒手炒作部分:亦是前揭書所提，被告僅質疑「是否」和股市炒手炒作?

6、關於在彩券公司「插乾股」部分:是邢姓人士向台北地檢署告訴，被告只是陪同邢姓人士去，並非被告所告，地檢署有資料可查證。

其後，台灣高等法院於2007年判決邱委員全部無罪(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訴字第3769號判決)，判決當時的現任總統全部敗訴，採納了我的辯護意見。這時，距陳水扁2008年5月去職，只剩下一年了。從2000年3月起算，邱委員已和陳水扁打了7年官司，而從2003年5月我受委任辯護開始我已奮戰了4年，這期間環境多變，阿扁由告邱委員的原告，變成國務機要費等案的被告，並在2010年11月有二罪判決確定。但台灣繼續「內亂」。

在邱委員被陳水扁總統控訴一案中，合議庭採取了我的陳述及辯護意旨，真正做到了「獨立審判」，不問當事人是「總統」還是平民，依據法律、證據及對法律的理解，判決「總統」敗訴，不受「權力」的影響，可貴者，總統也未以權力影響司法。

這就是司法獨立的可貴，法官能有智慧正確判斷的獨立空間，這是現代法律人所追求的境界，我深有體會。當然，此案之所以能夠臻此境界，也可能它並非「關鍵重要性案例」，它不像2004年「連宋與扁呂」的選舉或當選無效之訴或「國務機要費」案，或關鍵性影響總統大位，或關鍵性影響卸任總統的自由，而本案只是涉「誹謗」的輕案。

作為法律人之一，當我看到「法律人總統」阿扁雖熟知法律實務但仍陷入法網，實在百感交集，此時的心情讓我從「外在」強制力的法律，重新回 來思考「內在」的養心，如宋明時期陸九淵、王陽明的「心學」及朱熹、呂祖謙的「理學」，必須認為內心的修養與外在的法律，同等的重要，誠如陸九淵所說「理在吾心，吾心即理，良知良心所固有，故主張發明本心，注重反身而求的養心，只有存心養心的內心自我悟求，才能見心明理，達於易簡。」否則，繁複的法律條文及程序，仍阻止不了知法的人違法。講到為官的「修心」，則呂祖謙所編「少儀外傳」中所錄「官箴」，恰可作為官場「慎始」的警世明言:

官箴

〈當官之法，唯有三事: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則知所以持身矣。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祿位，可以遠恥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，不能自克，常以為不必敗。持不敗之意，則無所不為矣。然事常至於敗，而不能自保。故設心處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。借使役用權智，百端補治，幸而得免，所損已多，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。司馬子微《坐忘論》云:「與其巧持於末，孰若拙戒於初」此天下要言也。當官處事之大法，用力簡而見功多，無如此者。人若思之，豈復有悔吝耶 ! 〉(引自呂祖謙「少儀外傳」，呂祖謙全集，第二冊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