廿年來,我三次參與建立兩岸的重要制度的法律研究,第一件,連戰先生於2005年訪問胡錦濤,我當隨團法律顧問 ; 第二件,1989年和許宗力教授(現任司法院長)參與張榮發基金會所研究民間版的兩岸關係條例 ; 第三件,1990年參與過行政院研考會設立兩岸中介團體的組織與功能的研究,當時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,負責這個研究,委託我跟許宗力教授一起研究。

為什麼當時的行政院研考會負責研究,因為當時根本還没有陸委會,有個非正式組織叫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,由副院長施啟揚老師任主委,馬英九當執行秘書,因為他是行政院研考會的主任委員,這是馬先生最早參與大陸事務的事蹟,因為兩岸關係條例的思維,已經確定了,要有一個民間中介團體,當然這個民間中介團體就是延伸當時久遠以來所謂「三不」政策,不直接而是間接接觸的立場,就必須要有一個中介團體,所以我們就受馬英九委託來做這研究,那是1990年的時候,兩岸剛開始開放探親的階段,那時没想到過了十七、八年,馬英九先生會當總統。

我們在這個研究報告裡面,透過數百頁的研究說明了海基會的功能,我也有好多次訪問大陸請教大陸相關部門及專家:如台灣要設立一個這樣的中介團體,究竟可行性如何?大陸是否會成立類似的對口單位?因為我是實務界的,我必須儘可能的研究,讓他實際上有可行性,所以我也趁著到大陸之便,拜訪大陸有關的部門,跟他們探討如果台灣設立中介團體,大陸會不會有對應類似的組織出來,我們也表達了期望,希望大陸也有類似的組織出來,扮演相同類似功能的角色,我記得在1990年代,透過譚成祖律師的介紹,請萬紹芬部長引介,與孫曉郁、周寧等人研商如可設立中介團體。後來,孫曉郁、周寧先生等也分別擔任海協會跟國台辦的重要職務,在兩岸會談的過程中,也不時看到周寧先生的影子。

當時,我們就根據這個判斷,認為大陸不無可能設立類似單位,就是有可能性,在台灣設立一個由政府授權的基金會即海基會成立以後,過了不到半年大陸也成立了海協會,讓我們心目中的構想,那樣的研究報告,後來變成落實,這樣一個兩會,實施的可以說相當好,有他的功能,直到後來「兩國論」以後,有段時間形同凍結,很可惜,令和我同為博導王澤鑑老師之學生的「師兄」許惠祐變成了「鴨蛋」協商者。直到2008年政黨輪替以後,兩會才再度恢復協商,至2012年,達成了八次江陳協議,包括直航等重要協議!

其實,許師兄能力超強,我十分佩服,惟時勢所限,非戰之罪!只是,我深深認為我們這一輩受到李登輝老先生的不當影響,限制太長了!就這一點,我們太不幸了。否則,許師兄將更有發揮餘地。祝願他學鄧小平精神,將來東山再起。

除了上面三項「創意」外,將來第四個重要的事情即兩岸關係的架構,我希望以後也有機會被委託來研究,兩岸關係從大陸方的角度,一個中國,那這一個中國兩邊的權利義務,都需要條文,都需要深入的研究,去做這個事情,台灣從台灣的利益,如果主張的跟一國兩制有若干的歧異,那這些歧異的內容是什麼,也都需要列入制度的研究,跟條文的研究,這更需要法律人結合各方的意見甚至民意,以及對未來的趨勢,去做研究,我覺得這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,我覺得前三次我都能夠發揮創意,而且都能夠讓他落實,我相信第四個更重要更難的課題,可能需要兩岸的法律界人士,去做各個社會力量的研究以後,把他統合後,制度化、條文化,兩岸關係最後總要簽一些重要的協議,這些協議內容到底是一國兩制還是邦聯還是聯邦,等於是一個基本法、憲法的起草或兩岸關係協定,甚至條約,這方面的研究需要法律人來投入,我相信如果我有第四次的大機會的時候,我也願意來扮演這樣的角色。

其實這樣的課題,我1995年開始我已經有一些研究跟涉獵,但是總覺得還不夠成熟。我覺得也許是這樣,譬如說大陸希望一國兩制,台灣人總覺得一國兩制還不夠好,總覺得還可以談得更多,因為談判總會牽涉到討價還價,從台灣的立場,要得更多,這也不可厚非,要得多一點,再協調,所以從台灣的角度,也許把他稱作邦聯式的一國兩制,這二個去組合,邦聯可使台灣享有在意的主權,但大陸這邊會異議跟反對,但是仍有許多發揮創意的餘地,兩岸之間總有一個折衷法!是邦聯跟一國兩制的折衷法,利用這樣的精神,發揮創意。過去,我在上述三件案件中,都發揮了創意,「理」獲得了「成」。

在此,特別要提一下:「兩岸中介團體之組織與功能」之研究,是我和許宗力兄合作的,這是在我二人接受張榮發基金會委託研究「兩岸關係條例」後的第2案,我們合作愉快,順利達成了委託者要求的工作。許宗力兄是我們那一屆台大法律系的「狀元」,後留學德國,獲公法學法學博士學位,於2000年順利當上大法官,在思想上較偏「台灣本土」,我則較走「大中國」市場,但卻能「合作」完成二項兩岸議題的重要研究,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。所以,「獨」、「統」的思想,應互相包容,以虛心的態度進行「合作」,我們二人活生生地為此樹立了見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