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個台商在陝西省合陽縣跟中方合資,合資是從民國80年左右合資,後來爆發激烈的爭訟。這是一個台灣的上市公司,到陝西省合陽縣去合資,在黃河旁邊,當時還没有高速公路,從西安到合陽坐車要七,八個小時,現在只要二個小時就到。

由於當時大陸企業比較缺少資金,合資五六年以後才發現合資裡面有一個問題,台灣方出資70%,大陸方出資30%,大陸的出資没有拿錢出來,竟然是用合資企業的資產去跟銀行貸款,所貸出來的錢,做為出資,這根本違反國際公認的會計原則。公司的資產去借錢,應該是公司的資產,公司的貸款錢,怎麼能夠當做股東的出資,台灣方股東看到就傻眼了,但是又没辦法,當時發生這件事的時候,當地的縣政府也出了一個保證函,說以後這個錢由中方來負責。

經過幾年以後,縣長換了人,這個保證函後來看來也没有實際上的效用,由這樣衍生出一堆問題來,後來發生了仲裁案,仲裁案是由中方大陸方提出來的,因為糾紛已經大了,大陸方竟然主張應該解散合資的企業。

因為到了2003年房地產高漲,中方原來合資的出資大部分是合陽的土地出資,後來合資企業也在西安高新區買了一塊土地,這些土地也增值了,所以中方就希望仲裁解散公司,然後進行分配,他的企圖是把各自的出資拿回去,台灣方投資的美金已經化成機器設備了,機器設備經過這幾年的折舊,如果各自拿回出資,那拿破機器的台商就損失慘重,中方拿回土地有很大的增值,他們大概打這種企圖。從台商的角度雖然投資有損失,但解散的話,損失更大,還是應維持合資企業,避免合資企業被解散清算掉。

仲裁是在北京提起的,台灣的上市公司就委託我為代理人,全面的防衛公司被解散掉,我也和北京、西安律師組成一個團隊,由我領軍來打仲裁,訂定仲裁策略及指揮寫答辯狀跟出庭說明,我個人有一個寶貴的經驗提供大家來參考。

根據大陸的仲裁制度,各方各選一個仲裁人,但第三個仲裁人的產生,兩岸有很大的差異!第三個仲裁人在台灣是由雙方推舉出來的仲裁人來共同決定,如果没有辦法共同決定,可以申請法院來指定第三個仲裁人,三個仲裁人中間那個就是決定性的一票,所以非常重要,台灣一般都能夠由雙方仲裁人推舉出仲裁人,没有推舉出仲裁人的案例比較少,就由法院來決定。

大陸第三個仲裁人是由仲裁委員會來決定,不是由雙方推選,這點讓我心裡毛毛的,當時靈機一動,既然是由仲裁機關來指定,在這種制度下,我發揮了積極跟開創性以及智慧的決定,積極推薦在大陸法學界有名望的學者來擔任第三仲裁人,所以我在大陸的仲裁名單勾選了五個有名望的學者,平常有學術討論會,我有跟他們接觸過的名單給仲裁機關,列出他們的著作。

這五個是素有名望的學者,也是有兩岸的公信力的,適合仲裁委員會來指定為仲裁人,我便推薦他們,凡事有努力的必得回報, 仲裁機關真的指定我們所推薦五個學者中的一人來當仲裁人,我並不是說這都是我的功勞,客觀上也許這五個人本來就是素孚眾望的,可能對方也不反對,在這情況下,產生的第三個仲裁人,我們就放心了一些,否則,面對仲裁就忐忑不安。

記得1992年台灣之經濟部委託范光群、王志興先生與我研究「兩岸經貿糾紛調解與仲裁」,在四百頁中,我只負責其中一節「互納仲裁人」,僅三、四頁。其後,大陸之仲裁機構如我之建議,納入台灣之專業人士為仲裁人。

我們當時也有考量請台籍人士當仲裁人,但是後來我認為,如果我方選一個台籍的,對方選一個大陸籍的,到時候仲裁就會變得壁壘分明,你講你的,我講我的,常常三個仲裁人是要協商的,能夠達成一個互為妥協的意見,這時如果壁壘分明,是没有辦法去做協商的。譬如說第一個仲裁人我們選台籍的,他較沒有辦法跟第三個仲裁人,還有對方大陸籍的仲裁人去溝通,去協商,我們擔心會造成困難,就放棄台籍仲裁人的想法,同樣信任大陸籍,也選任大陸籍的仲裁人,經過這樣推薦形成三個仲裁人。

接著第一個布局以後,對仲裁的答辯也非常的努力,關在飯店裡經過好久的時間,終於寫出答辯書,洋洋灑灑大概四十頁,透過大陸律師學會大陸的秘訣,明明當時台商很吃虧,中資股東利用公司的資產去跟銀行借款來投資,本來受害的是台灣方,但我們答辯的基調為了防止公司被解散清算,我們把當時很委屈的事反而講得很婉轉,我們認為很委屈但還是有理想繼續合資,以配合大陸發展中西部的政策,所以我們認為前景是可樂觀期待的。

雖然受了那麼多委屈還是要把它忍下來,說一些好聽話,主張既然過去違規貸款的紛爭都已經解決了, 都已經忍下來繼續合資,就没有將來不再繼續合資的道理,所以認為不應該解散合資企業,當然也提了很多的證據。

我發揮在台灣的精神, 在台灣做仲裁,常常對重要的案子都是寫四十頁,五十頁,一百頁答辯書,理由非常充分,把這個精神帶到大陸,我們也寫了四十頁答辯狀,附帶證據大概有一百項,這樣的努力,仲裁人也看得到,在大陸的仲裁庭也允許台灣的律師做為代理人出席仲裁庭,成為主要的答辯人,最後的仲裁結果終於不負期望, 駁回對方解散清算的請求,仍然維持合資公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