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新舊快速交替中，1992年台灣實施「公平交易法」，這是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台灣版，台灣在美國的貿易談判下，被迫接受了這個法律。

當時，黨營事業、國營事業、法令保護獨占的民營事業，占領著經濟的重要領域，說到要反托拉斯，有些不倫不類！我在台大法研所上碩士班時，就修過廖義男教授的「經濟法」，它以德國法為本。德國法也是戰後為了「分裂」德國之巨大企業，防止大企業被利用於支援戰爭，德國接受美國的法制觀念而立法的。

但我當時一直以為這個法律在台灣不易出現，所以沒有很花很多時間反托拉斯。沒想到，不到10年，1991年竟然真的公佈了公平交易法，並訂於次年實施。當時我還在萬國法律事務所，和謝穎青律師、張嘉真律師，合寫了市面上的第一本「公平交易法解讀」，由洪美華負責的月旦出版。美華也是台大法研所的學妹，有傳媒、出版、發行專長，該書竟銷售了10萬本，無形中，我們三人也成了律師中關於反托拉斯法的專業律師。

之後，我更被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郝柏村先生提名，擔任剛成立的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」委員，於是，突然間我由「律師」變成了副部級的「政務官」。在主委王志剛博士、副主委廖義男博士的領導下，與黃茂榮委員、李伸一委員、王弓、朱雲鵬、洪禮欽委員共事，開創了台灣反托拉斯、公平交易的第一頁。在該三年中，法律學者向經濟學者學經濟，經濟學者向法律學者學法律，收獲很多。

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任內開創了許多先例，直到2010年仍流行的房屋預售契約的「契約審閱權」是其中一例。對我個人而言，以唸法律的，能夠有機會和學經濟的委員共研「產業經濟學」，收益良多，增加了許多經濟及企業發展的視野。

我的體會是：1、從農業經濟快速轉型為工商業經濟，較容易有高經濟成長率，台灣先行，1990年以後的大陸更是如此；2、在發展工商經濟的初期階段，人民資金少，只有能力做中小企業，一般常出現國家資本、黨營資本及法令保護獨占之民營資本做較大企業；3、如不准民營資本，則走入「社會主義」，但「改革開放」後則已不同；4、因此，所謂「市場」法、「競爭法」之實施不宜過於激進；5、這是較晚進之新興國家為了「快速發展」不得不如此，人們也不必對此加以過份的非難。

在個人方面，我深刻地體會到，我們面臨一千年來的巨變－由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商社會。這種變遷是近1000年前宋儒朱熹、陸九淵、呂祖謙時代所沒有的，也是王陽明、曾國藩所未能體會的。理學家所謂「理」，局限於儒學(四書、五經)、官場及農業社會，而現代的「理」包括科技、經濟、理財、國際、法律…，可多了，更難「窮理」及「格物致知」了。我們面對這種巨大變遷，是幸也是不幸。幸是躬逢其時，一千年才有的機遇，卻讓我們碰到了，是何其幸也！

從把握社會瀑差價值，以創造財富之機會而言，貧窮的農民經階級流動，有能力的人有可能變成大富(如王永慶、松下幸之助)，學者可能由狹隘的「儒」變成廣泛的科學家、醫生、工程師、律師、股票經紀人、藝人…，多彩多姿。

反之，如說不幸的話，人們必須很辛苦，從新學習，經驗豐富，卻不再可靠，例如：我小時候跟老爸學農事，和後來學成律師，完全不相干。同時，也有很多人剛從農村來，為了都市的一間小房貸款20年，也真是辛苦！我認為，我們這一代的機遇也比不上王永慶、松下幸之助那一代幸運，他們來的早，可以「占有」的坑比我們多一些，我們這一代還有下一代，愈來愈難有較好機會了。

是以，在台灣中小企業居多，多數人必須很辛苦地求生存，只有很少數的，中小企業有機會變成大企業。台灣的電子業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在這樣特殊的產業經濟下，台灣執行公平交易法當然和有較長產業史、市場發展較久的歐美先行國家不同。無奈，我們法律系教授很少提及歷史變遷的道理，他們多數只是以不同國家的「橫切面」作比較、解析與移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