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「融資性租賃契約」，指導教授黃茂榮博士(後任大法官)是法學方法論的大家，該論文也是傳統民法解釋與法律補充的磨練，蓋融資性租賃在當時尚屬一種新型的動產擔保交易，在缺乏法律規範下如何決定關係人之權利義務，是很需要用腦筋想想的。

因此，我體會到，法律之難處，不在一般人所理解的「條文多，難記」，而在「空」，當沒有條文時，如何規範一個社會新現象？「融資性租賃」交易，在台灣沒有「條文」，但在大陸合同法中則有規定，這是大陸後發的優勢。

到了2012年間，台灣的銀行業紛紛到大陸設融資租賃公司，我不免技癢，於2012年9月間發動主了一場「兩岸融資租賃研討會」，和母校台大法學院合作，時任院長由蔡明誠先生轉至謝銘洋先生，他們在台大比我低三屆。

我為何唸「民法」專業？20年前，有一次碰到時任司法院秘書長的楊仁壽先生，在旁邊替我解釋「民法較賺錢」，其實我不知是否較賺錢，但當我年輕的時候，我只是感覺中國的傳統「重刑輕民」，也該改一下了吧？

楊仁壽先生也是熱心於「法學方法」的實務家(另深研海商法)，2012年自最高法院院長退休，在電視上看到他在交接儀式上為了反對「第三審法官名單公開制」而有「激烈」的動作，令人意外，我想安慰他：唉！這個社會已經變得我們都不認識了，包括廢除公平的聯考制、豪宅價格高得中產階級都買不起了……，號稱「進步」，就自作自受吧！

只是，我們這一代享受了「進步」，卻讓下一代過得很辛苦，在台北市中山區的房價還算比東區便宜，一個套房租金要一萬台幣台幣左右，一個大學畢業生月薪兩萬多元，扣掉房租、水電、管理費，只剩一萬元生活費，根本存不了錢，很難購屋，對中南部來台北討生活的人而言，更是艱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