紅衫軍事件發生在2006年10月，在國慶日前後幾天，以國慶日為主軸，100萬人著紅衫，走上街頭，訴求貪腐下台。國民黨時代慶祝國慶，但民進黨政治立場和國民黨不一樣，因此，於民進黨主政時期，國慶日也變調。

2006年10月10日，施明德發起「天下圍攻」，在國慶日當天表達關於反貪腐的訴求，但是台北有不成文規定，警察當局對國慶日慶典以外的集會遊行之申請是不允許的，此種習慣，由法律角度認真講是有問題的，譬如說國慶日召集單位是「國慶慶典委員會」，這是沒有法源的組織，為什麼國慶可以舉辦？它也不是政府機構，國慶慶典委員就可以舉辦國慶慶典，其他團體依集會遊行法申請國慶日當天遊行活動卻不被獲准，很奇怪！

其實，這是法律枝節，重要的是「天下圍攻」有百萬紅衫軍，集結國慶慶典，佔滿博愛特區，簡單說集會遊行在國慶日沒有被警察局核准，形式上，違反集會遊行法明顯，檢察官很快依違反集會遊行法對施明德等16人提起公訴。

我擔任該案的律師團之一，審判時候這到底要如何辯護？從２００６年底起訴，２００９兩年後才判決，過程拖延，因參與人數眾多錄影帶需經勘驗，耗費許多時間，紅衫軍被起訴的十六人被指控帶頭首謀。

當時確實是以宣示反貪腐為目標，雖說百萬之眾，但是非常守秩序，雖然泰國也學台灣紅衫軍模式，可是比較起來台灣顯得有秩序多了。

經過兩年審判，傳訊重要人士，也傳訊警察署長王卓鈞去作證，當時它是台北市警察局長，詰問他當時為何不核准？除了不核准以外，當時紅衫軍主事者也有跟警察局開會，甚至於雙方互設聯絡人員，如發生緊急突發狀況，紅衫軍、警察局都有提供聯絡人名單，此種紅衫軍與警察局的協議，是否代表著某種形式的合法許可？協調出警察局聯絡人，和一般完全非法的違法集會遊行法有差異。

經傳訊證人、看錄影帶等等漫長過程，2009年終於宣判，在辯論終結後隔了兩三個月宣判，中間又有插曲，當時眾議修改集會遊行法，將核准制改為報備制，集會遊行法除罪化，法官也在等待集會遊行法除罪化情勢，最終等不及而宣判無罪。

此案深刻體會，大凡法律案件被認定是否違法，在情理、合理性上如何解讀非常重要，如果認為正當、合理，就有可能在法律解釋上朝向不違法之解釋，一旦情理正當性是負面的，用法律去解釋它合法，那法官也下不了手，因此情理正當性論斷非常重要，這一點律師團做出相當多陳述，爭取法官的認同，後來法官在判決書提及集會遊行法秩序與反貪腐正面意義。解決正當性後，法律解釋上認其不違法的理由。

因為台北市兩百萬人除幼小弱老，半數出動，包括各地群眾主動參與，人民的多數讓非法變合法，就像民主政治投票改變政治，也使非法變合法，所以民意在民主法治社會確實重要，人數多到一定程度，使非法變成合法。

後記

二十年來，我承辦不少集會遊行法案件，每個案子的結論彈性很大，可能全然相反，譬如說我為2004年3月26日的中選會抗爭案件辯護，當時總統選舉計票後7日，中選會宣佈陳呂當選，群眾包圍中選會抗爭，認為在司法訴訟判決確定前，應暫緩停止公告，一些群眾自發包圍中央選委會前面，當中七、八名立法委員聲援，在群眾場合講話，經中央選委會准許進入辦公室陳情，七、八名立法委員還推定兩三位立法委員代表，在選舉委員表決前陳述，而這活動、動作後來被檢方提起公訴，認為首謀違反集會遊行法，起訴後我擔任辯護律師團成員之一，2004年5月辯護到2007年8月才判決，四名立委獲判有罪，結果和紅衫軍不一樣。

另外2004年3月19日衝撞高雄法院案，我擔任邱毅的辯護律師，那案子檢、法更過份，大家都知道邱毅被判一年兩月，後來減刑為七個月，強制拘提及入監執行，同樣集會遊行，一無罪，一有罪但易科罰金，一入監，同為集會遊行法，判決不一，按集會遊行法刑責原不重，但對邱毅案，高雄地檢署除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邱毅外，再加起訴首謀妨害公務罪，後者刑重，二加一，另外，衝撞法院及檢察署可能也得罪法院及檢察署，也是重判之重要因素，故檢察官起訴更重的首謀妨害公務罪。在高雄地院我們聲請法官迴避，但法院不理，經三審確定，邱毅也執行了，但直到到2017年，我們仍未收到法院裁定駁回「迴避」聲請的「裁定書」。

本案可見檢察官擁有較大的裁量權及濃厚的主觀判斷。何為主觀判斷？326案及319案同樣有點衝撞，惟檢察官可單純依集會遊行法起訴，也可以集會遊行法加上首謀聚眾妨害公務罪，兩罪一體起訴，結論天差地別，牽涉檢察官裁量權公平與否問題，將來檢討檢察制度，主觀與客觀性有很多可探討空間，法律一樣有很大的主觀空間，出發點不一，老百姓甚至於立法委員，如果面對檢察官出手重，閃不開的結果就很慘。法律公平乃徒有其表，有深刻理解之人，有完全不同體會。我1990年代曾為陳水扁蓬萊島案辯護過，惟時空流轉，至2000年卻成為邱毅的辯護人，命運誠難測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