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9月23日與法學先進參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(Supreme Court)，解說人員特別提到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四週牆壁上部，雕刻著人類幾千年來在「法」方面有重大貢獻的代表人物，包括中國的孔子。孔子的斜對面有法國的拿破崙。

大家都知道法國在拿破崙時代完成了包括民法在內的法典，是所謂大陸法系法典的開創者(1804年)，比台灣法界所熟悉的德國民法(1898年)，早了近百年，影響大陸法系深遠，是以，拿破崙當「法」的代表性人物，當之無愧！

然而，為何有中國的孔子作為「法」的代表？為何是儒家的孔子？而不是法家的什麼子？同行的法官頗覺驚訝，甚至有人有不認同之意。

我忍不住為孔子「辯護」，脫口說：那是因為孔子說過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？」張大光兄也說及「孔子任大司寇審判實務」。這樣，當然還不夠。

由於現代忙於「法」的人，對儒家的國學少於研究，同樣的，深研儒學的人對於現代「法」亦少於接觸，於是便不易理解儒家的孔子何以是「法」的代表性人物。可惜的是，我也沒機會就此問題詳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。

恰好，近一、二年來，我個人因偶然機會接觸較多宋、明、清理學、心學，熟讀黃宗羲等所著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，我的心情竟能同聯邦最高法院的結論一樣，體會孔子確係中國「法」的代表性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