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5月，我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，在北京人民大學認識佟柔教授與謝懷栻教授，印象深刻。

二位教授都是民法專家，1949年以前之年輕時代都學過「六法全書」，49年後六法全書被廢止，經歷過極端的公有制而無民法(婚姻法除外)，但仍持續以民法為研究對象，直至「改革開放」，他們成為「中國民法的奠基者」，促成了民法通則、合同法、擔保法、物權法…的逐步立法，由「黑」翻「紅」，桃李滿天下，徒子、徒孫已成為中國民法的棟樑。

當時，他們聽我說王澤鑑教授是我的博導，對我特別的親切與善意，佟柔教授還在其夫人常風主編的「民法案例選編」上簽名相贈。

謝懷栻精通德文，曾在1945年台灣光復後派赴台灣當過法官。因兩岸的政治問題，既隔阻了交通，也隔絕了民法，形成了不同的法律體系。然而，人的價值、情感與道理，相通的總屬於大部分，一時的阻絕只是一時，不管多少，這相通的大部分仍將碰出感應，1988年我與兩位長者乃以共通的民法語言相遇，談起王老師的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及法學方法論，無不同感。

2010年12月翻讀孫沛成君所著《崩潰與重建：佟柔民法思想的形成及演變》一書(楊立新教授指導)，很能表達佟柔一生的經歷與民法在中國的命運，但我認為不是「崩潰與重建」，而是「毀壞與重建」，「崩潰」是自毀，而「毀壞」是人為的破壞與毀滅，法律是人為的東西，不可能自己崩潰，而是人為的摧毀，那就是1949年的革命成功，是否有必要完全毀滅既有民法？讓中國在1949年至1986年甚至到2010年沒有「民法」(典)！

所幸，否定舊的民法典，卻沒有到達「焚書坑儒」的程度！被廢除的是國民黨的六法全書，但自清末以來包括國民黨時期的民法教材、民法學術作品並沒有禁止人民閱讀！例如，佟柔教授對其學生王益英教授，常提起其對史尚寬先生的民法著作崇拜有加，這和1973年至1977年代我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，由於王澤鑑老師的「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」尚出的不多(只第一冊)，我們幾個「自認比較有水準的學生」，也是啃了好幾遍史尚寬的債編、債各、民總，是很相近的！

史尚寬所寫的可以說是德國東西的引入，很有深度，也很廣泛，一般人會覺得難讀，感覺起來它還沒有「完全消化」，而後來王澤鑑老師的作品就「完全消化」了，是以史尚寬的著作難讀，但我們自認有水準，每以讀史尚寬之著作自豪。後來，王老師的出品多了，就幾乎完全取代史尚寬的著作了。

只是我們都沒有想到，兩岸民法不同、甚至大陸還沒有民法典，但兩岸的法律人在1970年年代，竟共同學習史尚寬的著作。是可知：史尚寬的民法原理係引自德國、法國自1898年，甚至1804年以來的成果，這哪是國民黨的東西！

廢止國民黨的東西，何需毀及「普世價值」的民法？何有必要全部予以廢止？也許主要改一下物權法中的土地所有權、使用權，並在公司法中加上國有企業即已差不多達成適當的「改造」了！反觀德國，自19世紀以來歷經帝制、共和、納粹、民主德國，均未曾廢止1898年的民法，其法制，尤其是民法，始終維持穩定。

不同於像史尚寬、梅仲協、王伯琦、黃右昌、鄭玉波等「產生」於大陸時期的民法學者，王澤鑑老師可以說是「第一代」台灣本土產生的民法學者，從留學德國回台後，於1970年開始著作，至1980年以後著作增多，成為民法顯學，以「法學方法論」，將民法由「概念、感情」之學建構成「科學」(Wissenschaft)之學，也逐漸影響至大陸，我在1988年5月第一次去北京，初見佟柔教授時，王老師也成為常見的共同話題。

我們這一些在台灣的民法學者，一直在「六法全書」的民法系統下，由梅仲協、黃右昌、 王伯琦、戴修瓚、史尚寬、鄭玉波的民法著作，一直讀到王澤鑑、黃茂榮的民法著作，在平穩之中，通過律師、司法官考試，加總起來，這些書總讀過50遍以上吧，所以總感覺功力還不錯，也不亞於佟柔教授對史尚寬的了解，只是，平靜的東西不值得回憶，不像佟柔教授經過「摧毀與重建」的大風大浪，始終堅信民法自由、平等、等價交換的理念，在那被打成「黑五類」的暗淡時期，仍然看著史尚寬等人的民法著作，甚至其後也欣賞王澤鑑教授的著作，那就更可貴了！

好比如，在歷史上，朱熹的學說歷經「慶元黨禁」被打成「偽學」之後，再重見天日，其影響也就加大百倍，此後八百年，朱子之說成了讀書人的信仰；又如，王陽明也是經「龍場驛」之難後，始悟「致良知」之說，而吸引天下讀書人，全天下非朱即王，非理學即心學。

然而，我不禁還是要問：人為何要生時吃苦，而在身後才享殊榮呢？但願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在和平、穩定、繁榮的生活中，過著平淡快樂的日子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