韓非的《內儲說上》中記載了一段故事，董閼于當趙國郡守的時候，有一次巡視石邑山，山上有一個深澗，地勢陡峭，深不見底，如果掉下去感覺就是十死無生。董閼于看到就問身旁的鄉親：「有人掉下去過嗎？」鄉親回答：「沒有」，董閼于再問：「有小孩子或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掉下去過嗎？」鄉親再度回答：「沒有」，董閼于又問：「有什麼動物掉下去過嗎？」鄉親依然回答：「沒有」。於是董閼于感嘆道，我知道要怎麼治理好這個地方了，只要對罪犯嚴懲不貸，讓他們知道犯法就像掉入石邑山上的深澗，十死無生，而不是像掉進家裡附近的池塘，抱持僥倖心態，那人民就不敢犯法了，又怎麼會治理不好呢？

據媒體報導，藝人宋少卿邇近第四度酒駕，而其所任職的相聲瓦舍創辦人馮翊綱表示，全台灣「2022年」任何一場《畫虎藍》都不會看見宋少卿。讓人好奇的是，那在「2022年」之後看得到嗎？《畫虎藍》看不到，那其他的戲看得到嗎？幕前看不到，那幕後呢？

這不禁令人想到石邑山的深澗與家裡附近的池塘，太多的僥倖空間，讓酒駕一犯再犯，終成慣犯。依據現行法規定，酒駕沒有發生傷害結果的話，通常就是罰個幾萬元、吊扣駕照，然後，就沒有然後了，就跟掉進家裡附近的池塘一樣 ; 但假設酒駕跟掉進石邑山的深澗一樣，十死無生，沒有僥倖空間，一旦酒駕就是唯一死刑，可能在餐廳吃個燒酒雞都不敢開車？遑論喝酒後還開了500公尺。

台灣《刑法》由於主要承襲德國的大陸法系，講究「罪刑相當原則」，也就是「罪」跟「刑」要相當，簡單的說就是輕罪只能輕罰、重罪才要重罰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單純的酒駕之罪並不能判到多重的刑。但畢竟德國的精神文明發展是優於台灣，「罪刑相當原則」並不是依據台灣民情而設計的法律概念，而每一個地方的法律都應該要「因地制宜」，在將外國法制移植之前，應該詳細評估是否符合我國民情與實際需要。在這種思考路徑的基礎下，「罪刑相當原則」並不是完全不可質疑的神主牌，而應持開放態度瞭解一下別的思考路徑。

韓非子的思考方式即有別於「罪刑相當原則」，而是認為「輕罪就要重罰」，因為在輕罪重罰之下，人民連輕微的罪都不敢犯，不敢犯輕罪，又遑論犯重罪，較不致於以罪養罪 ; 但如果輕罪輕罰，就會造成人民的僥倖心態，而屢屢違犯輕罪，在被養成輕罪的慣犯後，更有可能觸犯重罪，而一旦犯重罪，對於社會與人民的傷害就更大了。所以輕罪重罰的目的，其實是為了讓人民較易導正自己的行為，改掉比較容易改的輕罪犯行，而非累積很多輕罪後，積重難返的去違犯重罪。

以宋少卿酒駕為例，假設宋第1次酒駕的時候，馮翊綱就告知宋，並與宋立下切結書，只要再酒駕一次，就永遠斷絕合作關係，並應賠償公司違約金2000萬，那宋還會有接下來的第2、第3、第4次酒駕嗎？但在宋第4次酒駕後，馮還是為宋設定僥倖空間，表示「2022年」《畫虎藍》不會看見宋少卿，而宋在第4次酒駕後依然「絕口不提戒酒」，為自己設定僥倖空間，在這麼多的僥倖空間交互作用下，台灣的酒駕事件還能夠不頻傳嗎？

或有論者云「罪刑相當原則」是德日等先進國家都採用的啊，台灣怎麼能夠自己獨創與先進國家不同的法制呢？事實上，台灣獨創具台灣特色的法制並非沒有先例。「股東民主原則」同樣是德日等先進國家採用，但台灣的《公司法》第27條卻規定法人股東可以隨時改派其董事代表人。假設有一家公司，很多股東都很欣賞董事候選人蔡英文的學經歷，所以選蔡為董事，結果蔡當選董事之後，因為不聽大股東指示，所以大股東改派彭文正為董事，這讓原本選蔡為董事的股東情何以堪？完全違反了「股東民主原則」，但為何《公司法》第27條至今仍未修訂呢？因為這是母公司鞏固對子公司控制權的非常有效之手段。

同理，既然為了達成特定目的，已有創設符合台灣民情的法例在先。為了防止台灣不斷頻傳的酒駕不幸事件，政府應考慮修法研擬將酒駕視為典型的危險犯，不需發生實害結果，只要單純酒駕超過法定標準值即科予10年以上重刑，並沒收犯罪車輛。這種較符合台灣民情的法律規範，應可有效防範酒駕行為，政府是否應鬆綁繼受歐陸法制的「罪刑相當原則」，值得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