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咏歌嗟嘆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故其吁俞之聲，歡休慘戚，見於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。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一文乃蘇東坡於北宋嘉佑二年（西元1057年）應試禮部的考卷。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甚至說出了「讀軾書不覺汗出，快哉！老夫當避此人，放出一頭地！」

以歐陽修當時的地位，竟會脫口而出這句話，其對蘇東坡的激賞程度由此可見，而事後觀之，歐陽修也沒有看走眼，蘇東坡果然成為一代文豪，就算現在已經過了快一千年，不止騷人墨客，就算只是尋常市井之民，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」，對於蘇文的隻字片語都能朗朗上口，足見蘇東坡的文學上影響力有多深遠。

近代林語堂先生更以英文寫了一本《蘇東坡傳》（The Gay Genius），當中對蘇東坡的讚揚，更奠定了蘇東坡於近代受歡迎的基礎，許多蘇東坡的粉絲們受這本書影響甚深，現代蘇學就像一罈老酒，真是越陳越香。

言歸正傳，先暫時忘記前面那些對蘇東坡的溢美之詞，回到這篇文章本身。

蘇東坡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打出了「堯舜禹湯」牌，表明自己的正宗儒家身份，畢竟這是一份考卷，當然應該要堅守政治正確，這無可厚非。

但長久以來，有件事就一直讓我覺得很奇怪，為何古代讀書人老愛把「堯舜禹湯」掛在嘴邊，我想或許是因為年代久遠，很多事蹟已經不可考了，難以舉出反證去否定「堯舜禹湯」的完美人格，所以乾脆把「堯舜禹湯」神格化，作為一種道德圖騰？

但是根據近代考古的發現，遠在商代之時就有以活人殉葬的習俗，雖然尚未考證此種習俗是否承襲自更久遠的夏代，但這種於今被視為殘忍且違反人道之事，為何商湯沒有阻止？反而被列為「堯舜禹湯」的聖人之一？豈難道活人殉葬符合當時的道德？

如果是這樣，那至少可以證明道德是一種流動的概念，會與時俱進，「堯舜禹湯」時代的道德標準未必就高於近代的標準，否則那種酷刑或活人殉葬的事，早在當時就被「堯舜禹湯」禁止了，既是如此，那所謂的堅守傳統，有時也未必是對的？

台灣近代也有一些作家，原本寫的書銷路都不錯，但有一天突然被社會大眾發現他們的道德瑕疵，從此形象破滅，書就賣不好了。但真的有必要把「個人作品」跟「個人道德」劃上等號嗎？

這或許是受到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影響？ 因為儒家理論的核心就是「仁」，又把所謂的「仁」跟「道德」劃上等號，以致於儒家對於「清官」的評價常高於「能臣」，不能接受「能臣」的道德瑕疵，但可以接受「清官」的無能。但實際上，無能的「清官」對國家所造成的危害，往往超過道德有瑕疵的「能臣」。

明朝的張居正改革做得很好，但私德問題被萬曆皇帝發現之後，萬曆大受打擊，從此避不上朝，反觀海瑞跟司馬光，自身廉潔沒有問題，但平常穿的破破爛爛，行政能力與張居正不在一個檔次，居然當時的評價甚高。是以「堯舜禹湯」自然成為儒家的一種道德圖騰，因為年代久遠，幾乎無法舉證推翻「堯舜禹湯」的聖人形象。然而這種已經無法驗證的聖人圖騰，真的適合當作對現代人的一種道德枷鎖？

以近代觀點言之，一家公司的CEO應該被要求的是，能夠為這家公司帶來多少利潤，而不是整天去關注他的私德 ; 反之，當到一家大公司的CEO卻整天穿得破破爛爛，以廉潔自詡，但卻讓這家公司連年虧損，這才是真正有負於股東。

歐美比較注重個人主義，他們可以把一個人的「成就」與其「道德」分開，一個優秀的CEO薪水可以高達幾百萬、上千萬美金，過著豪奢生活也沒人會怪他們，因為那是人性，work hard, play hard，畢竟他們經營公司的優良績效也讓股東賺錢了 ;

但中國傳統儒家則是把「道德」也作為「成就」的一部份，「能臣」的評價總是落在「清官」之後，像管仲、張居正這種優秀的CEO，被責難生活太過奢侈，而像海瑞、司馬光，甚至道光皇帝一樣衣服打補丁，穿得破破爛爛，工作績效差，讓百姓跟他們一樣過得苦哈哈的，在當時的評價反而都不錯。

從而蘇東坡講「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…」，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說法，真假都是無法考證的，實際上這些「聖人」若真「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」，又怎會允許活人殉葬這種事？

柏拉圖認為正義是一種「直觀」，主要是憑藉著「直觀」的「理性」來認知，而縱然活人殉葬當時未立法禁止，豈難道「堯舜禹湯」依其直觀理性不覺得有何不妥？若果如此，堪當聖人？或只是如前所述，因為難以舉反證推翻、無法驗證，所以才被推上「道德圖騰」的地位？

《傳》曰：「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。」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，將殺人。皋陶曰：「殺之。」三；堯曰：「宥之。」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。」堯曰：「不可，鯀方命圮族。」既而曰：「試之！」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明朝晚期有一些以高度道德自詡的文人常聚集在東林書院講學著述，形成了一個小團體，也就是所謂的東林黨，後來逐漸把持朝政，但其所標榜的道德，卻成為一種排外的標準，以致其他被東林黨排斥與打壓的朝臣，轉而依附太監魏忠賢，一時間魏忠賢權勢薰天，甚至被尊稱為「九千歲」！

在我看來，道德這種東西是一種內在的修養，對自己的紀律要求，但有時候卻常常變質成為一種攻擊性的武器，過度的拿道德問題去貶低或指責他人，也違背了儒家所謂的中庸之道。

東林黨人，本以道德自詡，不可否認的，其中有些人也確實人品高潔。但不知不覺間，這種「道德標準」竟變質成為過濾「黨員」的理由，而無法入黨的文人在政壇上受到打壓而不能翻身，只好釜底抽薪去依附魏忠賢，此時東林黨所謂的道德實際上已經偏離真正的道德而不自覺。豈難道魏忠賢的崛起不是東林黨所間接促成？

事實上儒家是很重視所謂傳統禮教的，而這種傳統是不容輕易更動的。在北宋神宗變法時，司馬光反對最力，有一次宋神宗在司馬光講資治通鑑中「蕭規曹隨」的故事時，就趁機問他：「漢王朝常守蕭何法，不變可乎？」結果司馬光居然回答：「何獨漢也，使三代之君，常守禹湯文武之法，雖至今存可也。」等於完全否定了立法院存在的意義，甚至認為一個王朝的衰敗就是因為修改法律。

而柏楊先生在柏楊版的資治通鑑中也認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但在裡面卻一直把「楚王」稱為「楚子」，為何？因為楚國幾百年前原本是被周王朝封為子爵，但後來居然自立為王，有違禮教，所以就算他自立為王，我在道統上也不會承認他，還是要叫他「楚子」。由此可見傳統儒家慣用這種「精神勝利法」，以同樣邏輯來看，美國脫離英國殖民而自己片面宣布獨立，雖然也兩百多年了，可能也不會被孔子稱為「美國」吧？

歷史是當權者寫的，隱惡揚善在所難免，但近代考古學發達，客觀的證據勝於單方的描述，是以蘇東坡描述許多「堯舜禹湯」的聖德，均「見於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」，但所謂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」卻不會記載「堯舜禹湯」容任活人殉葬這種事。雖孟子曾云子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」，而被推敲可能有活人殉葬這種事，待近代考古挖掘殷商遺址之後才得到確切證據。

所以胡適說「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」，宋代由於考古學不發達，文人在沒有其他方法舉出反證的情況下，高舉「堯舜禹湯」的道德大旗或也是不得已，但當世科學昌明，「有幾分證據，說幾分話；有七分證據，不能說八分話」，蘇東坡追捧「堯舜禹湯」，雖是政治正確，但於今觀之，實是大違治學之方法論。

蘇東坡所舉「皋陶曰殺之三，堯曰宥之三」的例子，意思是擔任法官的皋陶對於某罪犯已經判了死刑，但身為執政者的堯，卻阻止皋陶法官執行死刑，連續三次。

此於當時「君權神授」的時代，固然是宣揚「仁德聖君」的政治正確，惟於今觀之，未免沒有「權力分立」的概念，法官已經判了死刑，但當政者卻要連續介入干涉司法三次！

想想看在現代社會，若總統不斷對最高法院院長關說司法個案會怎樣？但在當時歐陽修卻不疑有他，反而對此經典關說案例讚不絕口……..

《傳》曰：「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。」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，將殺人。皋陶曰：「殺之。」三；堯曰：「宥之。」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。」堯曰：「不可，鯀方命圮族。」既而曰：「試之！」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前面說堯三次就司法個案關說皋陶法官，希望法官能撤銷死刑，顯然是以行政干涉司法。只是持平而論，權力分立理論也是要到18世紀啟蒙時代孟德斯鳩才提出來，所以也不能怪蘇東坡為何沒有這種相對先進的概念，至少在宋代當時是沒有這種分權概念的。

以前曾經有看過一個介紹馬雲的節目，裡面有個受訪者說：馬雲當初創業的時候，他知道要做什麼，但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 ; 馬雲底下的人，知道要怎麼做，但完全不知道馬雲要做什麼。

為何？因為馬雲老是說他以前考試數學只考1分，對於網路電子商務技術層面的事，可謂一竅不通，但是他有格局、有視野，能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，因而決定公司發展的方向 ; 但是他底下的工程師，對於技術面嫻熟，但卻欠缺了馬雲綜觀全局的視野。

同樣道理，蘇東坡寫作文固然很棒，但要叫他跳出傳統思想的框架，去顛覆既有的思考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這也就是為何北宋保守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最主要原因：對於傳統思想框架外的作法，直接把它妖魔化，以掩飾自己格局、視野深度的不足。

但要這些保守派承認自己的不足哪有那麼容易，連蘇東坡都說了：「人皆養子望聰明， 我被聰明誤一生，惟願孩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」。因為自己比較聰明，所以沒辦法上位，而比較愚蠢的人，才可幹到公卿？

蘇東坡是不是比較聰明無從驗證，我們只能說他在文學上的才華毋庸置疑。但我們根據生活中的經驗，真正聰明的人，往往不會把自己的聰明掛在嘴上，明眼人自會察覺 ; 反而是那種自以為聰明的人，三天兩頭就想表現自己的聰明，如果讓自以為聰明，實際卻愚蠢的人當政，那才是國家災難的開始。

暫且先不論蘇東坡所舉的堯以行政干涉司法的例子，有沒有分權概念這回事，在皋陶法官判了三次死刑，而堯介入三次後，蘇東坡又說：「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」，意思是老百姓都很怕皋陶法官執法的決心，但又很感激堯的寬仁。

這就是典型的扮白臉跟黑臉的作法，在古代就很懂得搞這招，只是他們講得比較好聽：「畏執法之堅，樂用刑之寬」，其實就是用黑臉來嚇人，用白臉來裝好人，究其所以，就是一套統治術。

這種互相配合寫劇本的事情，唐太宗最是擅長，王安石就曾寫了一篇《縱囚論》一語道破這種上下互相串通以成全美名之事，把死刑犯在臨刑前釋放回家與家人相聚，再相約之後回監獄受刑，結果那些死刑犯真的全部遵守約定回監獄受刑，唐太宗說你們都這麼守信用，罪不當誅，全部赦免！當然朝野接下來就是一番歌功頌德，就是因為皇上施行仁政，連窮兇惡極的死刑犯都被皇上聖德所感化，皇上真是聖明燭照啊！  

這種劇本你相信嗎？

王安石寫了這篇《縱囚論》後也是被抨擊的很厲害，說你看，這個人內心有多黑暗險詐，居然可以把這麼仁德的故事，醜化成上下交相賊！有時候講實話就是必須要承受這種輿論的壓力，沒有這種逆風而行的膽識，就乾脆從眾最安全，無災無難到公卿，無怪乎梁啟超對王安石的評價極高。

在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裡，也具體描述了玄武門之變：李世民功勞很大，李淵本來想立他為太子，但是因為李世民太懂事、太貼心，拒絕李淵立他為太子在先，堅持要他父親遵古法立嫡長子李建成為太子，但嗣後李世民卻因功勞實在太大，雖無作皇帝之心，但他兄弟卻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以致李世民被兄弟猜忌與欺負甚至危及性命，最後為求自保，不得已考慮再三，才被迫先下手為強，殺掉他兩個兄弟，搞玄武門之變！所以我常說歷史是當權者寫的，這種劇本，信不信就見仁見智了。

至於儒家常說的聖人是否真的存在？更是個羅生門，如果聖人是不存在的，那拿一個不存在的東西，假設他存在來論證自己的主張，不正是所謂的「套套邏輯」（tautology ）？

四岳曰：「鯀可用。」堯曰：「不可，鯀方命圮族。」既而曰：「試之！」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聖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

蘇東坡認為堯雖然堅決不讓法官皋陶執行死刑，但是在治水工程總負責人的選任方面，卻猶疑不定，剛開始決定要任用鯀，後來又改變主意不用，但之後有大臣又建議要用鯀，堯就又改變主意，說那先試用一下吧。

蘇東坡認為這是一種聖人的作法，因為「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」，意思是該不該封賞有疑問的時候，就封吧，因為這是施恩於底下人，有利於仁德教化 ; 但是在該不該處罰有疑問的時候，就不該處罰，因為古時候的刑罰很恐怖，要特別謹慎。

純以法學的觀點來看，這值得贊同，為何？因為執行死刑這件事，是具有不可逆性的，一旦執行了就無法回復原狀，萬一之後發現受刑人是被冤枉的呢？所以特別要謹慎，這叫「罰疑從去」 ; 但是行政事項，像是任命行政院長，具有可逆性，做錯了，了不起就換個人再做一次，所以「賞疑從與」。

但是換個角度想，為何台灣現在那麼多恐龍法官？就是因為只會「以法論法」，不去追求「個案正義」，不會「因事制宜」！堯連續干涉司法三次，阻止法官執行死刑，為了一條人命，但是輕易改變主意換鯀去治水，結果治水失敗，黃河決堤以致往生的百姓何止成千上百？

在《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》記載了一個故事，釋迦牟尼佛有次乘船，發現船長想要謀財害命，為救同船旅客五百名，只好結果了那位船長。對照蘇東坡所舉的皋陶與鯀的例子，何者才是「仁」？是為救一人阻止皋陶法官執行死刑，卻任用鯀治水失敗而使上千百姓往生的堯？還是殺一人救五百人的釋迦牟尼佛？

書曰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嗚呼！盡之矣。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為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。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《尚書》說：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其中罪疑惟輕這點是契合現代刑法學理論的，因為刑事司法程序的最理想狀態雖是「毋枉毋縱」，但事實上，有時候還是可能會有誤判的情況，如果不能夠很確定這個被告是否真的有犯罪，在誤陷冤獄與錯放罪犯之間，寧可選擇錯放罪犯，因為錯放之後，犯人未必會再犯法，但是誤陷冤獄，則絕對會讓一個受到不該受的懲罰。

至於功疑惟重這點，很多老闆聽了應該會跳腳，如果不能夠確定到底有沒有功勞，就當成有吧！因為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」，與其多殺個罪有應得的人，還不如多發點獎金，因為就算被告是罪有應得，殺人畢竟還是殘酷的事，被告的家屬也會難過 ; 但是多發獎金，就算發錯了，收到的人還是會高興。所以蘇東坡說「嗚呼！盡之矣」，意思是，這實在是太厚道了！

蘇東坡隨後又接著引伸：「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爲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」。

這意思是，老闆在決定要不要給員工獎金的時候，如果獎金給的太多了，超過了應有的「仁」，老闆還是不失為君子 ; 但是在決定要不要處罰的時候，如果罰得太多，讓人覺得太過苛刻而不近情理，這個就是超過了應有的「義」。

太過仁還算君子，太過義，則變成「正義魔人」，像是老闆規定遲到一分鐘要罰一千塊，但是加班十分鐘也不會加薪一萬塊，這就讓員工覺得太過苛刻  ; 或者是捷運上懷孕沒幾個月的孕婦，還看不太出來，就被歐巴桑當眾指責霸佔博愛座，也是讓人覺得太過苛刻  ;  之前就有個「捷運擋門哥」的新聞，有一位男士，看到一對情侶居然在禁止飲食的車廂中喝飲料，當場正義感大發，擋住捷運車廂的門，讓門無法關閉使列車無法行駛，因為要等待捷運站務人員來取締。雖然出發點都是「義」，但是過乎義，小心變成「正義魔人」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，此時根本不是在實行正義，只是內心一種幻想在做好事的自我滿足。

所以「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」，寧可當散財童子、爛好人，也千萬不要當正義魔人。馬克吐溫也說：不要做正確的事，要做討人喜歡的事。當散財童子、爛好人，至少會讓別人開心，但當正義魔人，卻會使周遭的人都難堪而不自在，馬克吐溫所說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？

在我的理解上，這也就是傳統儒家不喜歡改革者，而對於對於沽名釣譽的「偽君子」評價高於「改革者」或「酷吏」的原因吧，甚至在傳統儒家的詞彙中似乎沒有「改革者」這個詞，而一律統稱「酷吏」？

過乎仁，代表不是真正的仁，有時只是一種消極的心態，不想積極做事去扮「黑臉」得罪人，而只想「消極無為」扮「白臉」而與人為善以沽名釣譽，也因此「過乎仁，不失爲君子」; 但「改革者」及「酷吏」卻是真的有在做事，「積極作為」本來就比較容易得罪人，但積極作為的方寸之間卻比較難拿捏，也因此容易「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」，所以蘇東坡主張：「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」，提醒一下改革者與酷吏，行使公權力要有所節制。像是雍正朝的田文鏡，一文錢逼死老狀元，或是擋門哥為了檢舉喝飲料去阻擋捷運班車行駛，讓現代人知道，「螳臂擋車」這句成語原來真的有可能發生！

再進一步說，我認為儒家的理論核心雖是「仁」，但應「以仁為體」，「以中庸為用」，凡事行之中庸，不應失之寬仁。一昧的講究「仁」，反倒容易失之於「主義」，而缺少「研究些問題」的動力。

清朝康熙皇帝治國就是極端注重「仁」這個字，甚至頒令「永不加賦」，否定稅改，完全沒有現代通貨膨脹的概念。過度寬仁的結果，更導致晚年吏治腐化，國庫空虛。但康熙雖然知道這種情況，為了維持他「仁君」的美名，還是不願及時更改政策，留下個虛晃盛世的爛攤子給他兒子雍正收拾，這豈堪當真正的「仁」？

而雍正為了收拾康熙留下的爛攤子，進行一連串的強勢改革，如「攤丁入畝」、「火耗歸公」、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」，甚至還「廢除賤籍」，相對於夢幻且不實際的「永不加賦」，這些政策都是非常實在且契合現代精神的。

但是改革就是一種利益的重新分配，真正要改革自然會得罪既得利益者，尤其「官紳一體當差納糧」更是激怒了當時的讀書人，古代讀書人就是要十年寒窗，專職就是唸書，結果你朝廷現在居然也要拉我去修河堤，怎能不勃然大怒？

而讀書人最會的就是著書立言，於是乎，一堆抹黑雍正的言論在民間蔓延開來，包括矯詔篡位、養了一批使用「血滴子」的秘密部隊。於今觀之，康熙傳位雍正早有跡象，而傳位詔書有漢文及滿文版，是要怎麼如民間傳說把「傳位十四子改成于四子」？更何況「血滴子」根本是違反基本力學原理，只有那時候頭腦迂腐的讀書人才想得出來？這又是一個傳統儒生「過乎義」的例子。

對照康熙晚年，為保持「仁君」美名而選擇消極無為，雍正面對康熙留下的爛攤子卻選擇積極作為而端正吏治、改革經濟，但在蘇東坡的解讀下「過乎仁，不失爲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於忍人」！縱然是康熙，晚年消極無為，失之寬仁搞得吏治敗壞、國庫空虛，「過乎仁」畢竟還是君子，但雍正積極改革不要說君子了，「過乎義」使得身後罵名一堆！直到近代經考證後始稍復其名譽。

所以改革不易，改革者將利益重新分配的結果往往就是得罪既得利益者，下場通常都不會太好，即便商鞅變法成功，也因得罪太子，在其靠山，當時執政者秦孝公往生後，即被「車裂」。

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。賞以爵祿，是賞之道，行於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。刑以刀鋸，是刑之威，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蘇東坡說：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，這邊說的「古者」，指的應該是夏商周三代時期，原因如前述，因為年代太久遠了，已經無法驗證真假的，所以隨他說怎樣就怎樣，反正一切以想像中的聖人標準就對了，但實際上活人殉葬遠比刑不以刀鋸更殘忍，但是當然蘇東坡不會講到這個。

既然「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」，代表蘇東坡認為古代都是以仁德來感化臣民百姓，但是這邊蘇東坡只說不要怎麼做，卻不說該怎麼做。難道是賞就是誇獎你幾句？罰就是罵你幾句？

說到賞以爵祿的壞處，就是「行於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」，意思就是會變得說一動才做一動，為了有好處才會做好事，沒好處就不做好事 ; 刑以刀鋸的壞處呢，就是「是刑之威，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」，就是刑罰只是讓你的身體受苦，但你的內心卻還是沒有屈服，反正銅筋鐵骨不怕酷刑。

以上看來，這種聖人的賞罰標準，是完全違反人性的，老闆沒有給薪水誰想要來上班？刀鋸之刑又有誰不怕？但蘇東坡卻說刑之威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？

所以這種違反人性的賞罰方式，實際到底要怎麼做？蘇東坡也沒講，要是他知道，八成可以得諾貝爾獎了。在在證明了傳統儒家只會打高空，高談闊論「主義」或「原則」，但永遠不會跟你講實際作法。

所謂「魔鬼總是藏在細節中」，蘇東坡為文，從來都是高談闊論大原則，但永遠不講細節，馬雲就曾經說過：沒有寫細節的企劃書，就是廢紙！

所以一旦傳統儒家看到有人的企劃書寫了實際的細節，馬上就視之為洪水猛獸，因為這個寫細節的人實在太過白目，我們的默契都是不講細節啊，這樣總是打高空，只講原則不講細節，一般人根本拿我們沒輒，結果你居然提出細節，那是可以被檢驗的實際作法，根本違反了傳統儒家不講實際作法的潛規則，實在可惡啊！

看看宋朝王安石的變法就更清楚了，王安石在熙寧年間推行的新法，許多甚至連現代的政策都有採行，例如「保馬法」，開放馬匹給民間飼養，而政府可付費購買，類似近代BOT的概念 ;「青苗法」，類似現今的農會低利貸款等。但新法在當時並不見容於司馬光、蘇東坡這一派頂尖的文人，因為新法實在是太進步了，居然提出細節性作法，而得不到當時頂尖文人的支持，王安石只好被迫啟用次等人才，也因此導致了新法的失敗。

蘇東坡後來遭到流放，閱歷也多了，發現新法真的有其實益，在《與滕達道書 》中坦承昔年之錯誤：「吾儕新法之初，輒守偏見，至有異同之論。雖此心耿耿，歸於憂國，而所言差謬，少有中理者。」但雖知悔悟，為時已晚，等到司馬光上台，盡廢新法，王安石變法至此宣告完全失敗。

從這邊我們可以發現，蘇東坡早年雖已文采天縱，但畢竟流於「聯考作文」，對於治國的實際政策及執行方法付之闕如，此觀其《教戰守策》也有同樣的毛病，泛言「使平民皆習於兵」，實際執行方法隻字未提。但其晚年亦自知昔年「所言差謬，少有中理者」，只是因為當時年輕，正如台灣時下許多自詡為「覺醒青年」者，是「此心耿耿，歸於憂國」啊，出發點都是由於關心國政，只是因為年輕識淺，雖寫得一手好作文，實則卻是「吾儕新法之初，輒守偏見」，永遠只談大原則，講到實際作法就突然消失了。

傳統儒家強調用「仁」來予以內心感化，但正如前述，這種道德圖騰之真假已不可考，充其量就是烏托邦式的理想，拿來寫作文可以，但要拿來治國，恐怕偏離實情甚遠。在基礎經濟學的理論中，是假設每個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，因為有利益值得去追求，才會付出相對的努力，但蘇東坡在這邊卻說：「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」，否定了人是自利的經濟學基本假設，而自己假設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種成為聖人的潛能，是不是合理，見仁見智。

至於現代刑法理論，對於刑罰，從過去傳統的「應報理論」，逐漸轉移到所謂「預防理論」，易言之，刑罰的目的在於藉由處罰犯罪者以產生威嚇作用，使一般社會大眾因而不敢犯法，而有預防犯罪之目的。中國古代，常將罪犯押至公共場所行刑，也有殺雞儆猴、預防犯罪之意，然而蘇東坡在此卻認為：「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」，否定刑罰的預防犯罪功能，而要「疑則擧而歸之於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」，這個叫做「忠厚之至也」，沒錯啊，但是具體作法呢？講個世界大同的狀態，然後說這就是忠厚到了極點的結果，要行「仁政」當然很好，但是具體作法為何？

在現代經濟學假設沒有人是聖人的前提下，沒有一個誘因，要一般人如何「歸之於仁」？如何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」？這又回到了前述胡適所云：「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」，胡適為何如此說？可能是因為胡適師從美國「實用主義」大家杜威，深知從實際行動中學習的重要性，而發覺中國傳統儒學的病灶所在就是「談太多原則，卻不研究問題」，完全不搞實證研究這種東西，自己以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「聖人」為範本來空想，然後主張人人要向「聖人」看齊，而落入「套套邏輯」（tautology ）的謬誤當中。

蘇東坡通篇以「仁」（主義）一字貫之，但如何實際執行？「歸之於仁」、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」在執行上又會產生什麼問題？全都未置一詞，「只談原則，不研究實際問題」，今之覺青者，古之東坡也。

詩曰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；君子如怒。亂庶遄沮。」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。春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，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 －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節錄

《詩經》認為君子如果要平亂，很簡單，就是「賞善罰惡」，蘇東坡也認為，平亂之法無他，只要賞罰都要依循著「仁」，更進一步闡述，依據《春秋》的義理，「立法貴嚴，責人貴寬」，依著這個道理來「賞善罰惡」，也可說是忠厚到了極點。

但問題來了，怎麼判斷善惡呢？這段可與前述「毋枉毋縱」的理念來做一連結，就是因為要判斷善惡太難了，所以君子「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」，看到好人就高興，看到壞人就火大，這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好人壞人豈是那麼容易判斷的，好人有可能是沽名釣譽的偽君子，壞人也或許是「仗義每多屠狗輩，只是脾氣壞了點」，而世人習於受偽君子表象之迷惑，卻去責難比較不矯顏飾的正義之士。

所以蘇東坡在此提出一個大原則，你若自認為看到所謂的好人或壞人，因而情緒為之起伏，也不要忘記依循著「仁心」，記住「罪疑唯輕」，只要對被告是否犯罪還有所有懷疑，從輕發落就是原則。

接下來，蘇東坡講到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」，這是與現代「立法從寬，執法從嚴」的趨勢背道而馳。因為現代在權力分立制度下，立法是個很複雜的過程，行政院先做初步草案，立法委員也會提自己的版本，多個版本相互對照，在加上檯面下利益團體的角力、協商，使得立法從嚴是難上加難，為了增加法案通過的可能性，自然從寬為宜，在執法上在委由執法單位訂定「施行細則」之類依照實際情況從嚴執法，這是比較符合現代情況的。

現代的立法是一種「從下到上」的過程，民間先產生需求，希望國家對此需求制訂法律，法律是反應了社會的需要，所以講究「依法行政」，因為法律是間接民意的展現 ; 但是在「君權神授」的宋代，立法是一種「從上到下」的過程，法律是反應了君王的意志，皇帝的聖旨幾乎就等同法律，隨一己好惡要殺便殺，不用什麼法律依據，所以執法從寬這一點在傳統儒者的想法中就很關鍵，因為可顯示上意之仁慈、忠厚，而使得百姓感戴其恩德，此亦是一種儒家的統治術。

像是唐太宗大赦五百個死刑犯的故事，豈難道那些死刑犯真的罪至當斬，也未必，只是因為立法從嚴，動不動就嚴刑峻法，但是執法從寬，雖然你們犯了死罪，但唐太宗顯示自己寬厚的一面，全部赦免，讓你們感戴我的恩德，順便做一下政府行銷。

蘇東坡在《答李端叔書》中，曾對朋友誠實的說道：「軾少年時，讀書作文，專以為應舉而已」，也因此在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一文中，通篇緊扣一個「仁」字，正是因為蘇東坡知道儒者當朝，必須在有限的考試時間內，臨機揣摩上意，雖然題目講的是「忠厚之至論」，但蘇東坡卻洞悉出題者的目的，其實是要「論仁」，因此以「仁」之旨趣貫穿全篇，字字搔到閱卷者的癢處，傳統儒者讀來自是暢快淋漓，無怪乎主考官歐陽修說「讀軾書不覺汗出，快哉」，因為蘇東坡這篇文章正是投你所好啊！

在這個層面上，蘇東坡乃對症下藥，考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上榜，而不是暢談自己的理念，那個等到以後上位了再說不遲，但若無法上榜，不能居其位，整天大放厥詞，也與今之「魯蛇」無異。蘇東坡在這一點上，瞭解的很透徹，因之揣摩出題者的意思，先暫時政治正確一下，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，也不失為實用主義下的問題實作了！

看到這裡我們瞭解了，這篇文章的價值所在，在於要以實用主義的觀點來解讀，蘇東坡根本是把主考官玩弄於鼓掌之間，他知道時興儒學，知道這些大老們喜歡什麼，愛看什麼，我就給你們什麼，這是種實用主義的具體實踐。

正常人的行為導向都是利之所趨，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，這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只活在幻想中的「聖人」，雖然蘇東坡整篇文章大談聖人之道，但是他心裡真的認同這種觀點嗎？回顧前述「軾少年時，讀書作文，專以為應舉而已」，我希望蘇東坡這句話是講真的，否則，想法也近似腐儒了。當蘇東坡寫著「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」的時候，或許心裡可能正想著，你們這些當代儒學大老就是愛看這種？

蘇東坡在那個年代，之於歐陽修、司馬光等等，都是後輩，以一個政壇新人而言，一開始不依附於派閥，又怎有機會上位？派閥大老的主張，一個新人又有什麼實力去反對？若敢反對，一個正要開始綻放光芒的燭火，可能就先被熄滅了，這就是政治現實。國民黨為何在大選中落敗，也是因為如此，老是那群傳統派閥在掌權，關係至上，拔擢人才也都是從同樣那夥人裡面挑，看中的是「血統純正」，真正的人才自然不會過去。

想到這裡覺得很悲哀，孔子認為「君子不黨」，確實如此，明朝東林黨為禍，正是肇始於孤芳自賞，結黨排斥異己，而惹出魏忠賢這個更大的禍患，但東林黨豈認為自己在做壞事，或許他們想破頭也想不到，明明就是做好事，怎還會搞成這樣？回顧國內政局何嘗不是如此，國民黨那群傳統派閥總以為自己才是菁英，不屑回應民間被他們視為「非菁英」或「血統不純」的聲音，結果那些聲音乾脆跑去依附別的黨派，整天搞民粹，就這樣把你國民黨搞下台。

所以「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」，這也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，做什麼事最好都不要走極端，因為當你誤認為是對的事情，一條路走到底發現竟是錯的，不到極端都還可以回頭。但若做到極端，誤錯為對，那將會是最大的禍害。

這也是為何前面說道，中國歷史上清官的禍害往往大於能臣，因為能臣縱有不義之舉，他心裡面知道那是不對的，所以也不會明目張膽的做，只會偷偷的、一點一點做，與其正面產能相比，禍害不會太大 ; 但清官就不同了，他們所認為對的事，視為一種個人的信仰，絕對是盡全力的去做，但方向若屬錯誤，做越多錯越大，一旦這件事後來發現是錯的，往往已經造成重大傷害而積重難返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