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初期，我曾是「蓬萊島」案的義務辯護律師，然時空變遷，在2000年卻變成代當事人和「總統」打官司。

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，陳水扁前「總統」因國務機要費等案被法院收押、起訴及判刑，創了歷史。但是，早在2000年2月間，邱毅就因為在媒體上說扁、珍財產不當增加，而被扁、珍告上法院！在這個8年當中，我接受代當事人邱毅和「總統」打官司的挑戰。

該案件起因於2000年時，連、宋、扁三人鼎足而立競選總統，邱毅時任宋陣營的發言人，在2000年2月24日的記者會中質疑扁、珍的財產「不合理增加」，而被扁一狀告到台北地檢署，指控其「違反總統、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」及「妨害名譽」，台北地檢署許永欽檢察官於2002年12月27日將邱毅提起公訴，起訴時，扁已經當了二年半的總統。

2003年5月邱毅來所委託我幫他辯護，而對手是當時的「現任總統」，擁有最大的權力，這著實讓我遲疑，何況，當時邱毅「爆料」的公信力，尚有待驗證（直到日後陳哲男案、台開案、國務機要費案等的累積，其爆料公信力才逐漸建立）。

美國的名律師丹諾辦過無數名案，當他初任芝加哥市政府律師時，他說：「我每一個決定背後，都有整個城市的力量在支持我，沒有人能跟我的意見爭辯，就算別人真的跟我抗衡，法院也是以整個城市為前提；城市、州、國家、聯邦，很少會錯的，這一切背後，就是整個社會，不論是在刑事庭、民事庭，任何一個人要是想以他個人的力量來對抗，都是雞蛋碰石頭」。最後丹諾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是：「有權力就占上風」！

因此，當邱毅來委託我時，我內心不禁一連串的交戰：要和「總統」打官司，會不會變成「雞蛋碰石頭」?我以後的人生會不會變得困難重重？一方當事人是總統，法律及法院是否能夠「獨立」，給我們一個公平的審判空間？我是否必須違背丹諾的經驗，去承接這樣一個案件？我是否會因此失去公家機構的案件？我是否應該世故一點，不要去和「總統」對著幹？

這些問題，讓我想起「烏托邦」一書作者湯瑪斯摩爾（Thomas  More）法官的經歷。

我曾讀過許多法律學者的理論書，書中無不內容豐富，講的頭頭是道，但回到實踐面，當涉及具體利害時，可能又是另一回事。

摩爾藉「Utopia」頭頭是道的論述，訴說心目中的「理想國」，對勞動大眾寄與同情，對法令提出嚴厲的批判，而摩爾於獲得盛譽之後，歷任財政大臣、下院議長、大法官，成為自英王利八世之下，全國的第二號人物。

身居高位，摩爾的頭腦卻十分清醒，在大法官的就任儀式上，他說：「等待我的，與其說是榮譽，倒不如說是危難」！

果不其然，其後摩爾因英國國教與王位繼承問題，不苟同於亨利八世，不願宣誓同意，寧願於1533年7月1日被處死刑，讀之令人震撼！這個「法律人」竟然為了自己的信念，不惜放棄已有的地位，為信念而寧可捨身成仁！

好在，現在是民主時代了，反對「總統」的人，頂多是較不利而已，已經不會有摩爾的斷頭遭遇，因此，比起摩爾，現代的「法律人」如果連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都不願意去試，那實在太遜了。

2004年3月19日，「二顆子彈」影響了總統選舉結果，所謂「涉案人陳義雄」不明不白的溺死在海中。

在2003年5月間，我卻選擇了弱於「總統」的一方，為法律的尊嚴，盡一份法律人的角色，勇敢和「總統」打官司。

那時，我心中感到「孤寂」，因為我可能必須和過去所相識的一些法律界朋友漸行漸遠了。法律是實用的，正因其實用，所以昔日的同學，後來可能變成後來工作上的同志或對手。

由法律走入政治也是一樣。昔時法律人馬英九和陳水扁、謝長廷、呂秀蓮、蔡英文、蘇貞昌同出台大法律系，從政後變成競爭對手，不管是同黨或不同黨，都彼此競爭。競爭固是社會常態，惟既系出法律同門，為何彼此之間的觀念歧異甚大而共同價值甚少？

至於其他的律師，也長期受出身律師界而加入政治的領袖所影響，不知不覺、有意或無意，跟著政治領袖變成不同黨派的對手或同志。

對此，律師固無論矣，本質上就容易流入為其委託之一方而戰；然則，檢察官、法官是國家公器，法律又要求他們「獨立」，總應該一直保持超然、獨立吧，惟事實上卻並不容易，這涉及到法官、檢察官的人格特質、價值觀、經驗、宇宙觀、人生觀等複雜的因素，已經不是單純的「藍色」或「綠色」所能涵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