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人物常將「法律戰」當作政治運動的一環。

公元2000年，邱毅因擔任宋楚瑜競選總部發言人，於2月24日之記者會中指謫陳水扁、吳淑珍等下列事項：

1、在台北市長任內財產不合理增加；2、吳淑珍名下股票有一億元，至少七千五百萬元(邱願以五千萬元買)；3、是否和股市抄手「阿丁」有「特殊關係」; 4、私賣高價電子股。

面對此項批判，陳水扁為了避免對總統選舉造成影響，乃於2000年3月1日向台北地檢署告邱毅上述4項發言違反總統、副總統選舉、罷免法第81條(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佈不實言論)及刑法310條「加重誹謗罪」，將法律戰引入政治活動。

稍後，邱毅於3月10日也至台北地檢署陪一名刑姓人士檢舉陳水扁涉及彩券公司「插乾股」，陳也對此項加告，以法律行動，為政治選舉建築堤防。因此，許多法律人，包括律師、檢察官、法官，也就跟著捲入政治旋渦之中。

當然，這種官司一如既往的，會持續拖很久，但政治面卻會先有答案，僅僅不到十天之後，因連、宋分裂，陳水扁於2000年3月19日當選總統。

這件官司拖到2002年12月27日，在兩年又九個月之後，才由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許永欽對邱毅提起公訴。這時，陳水扁已經做了兩年又七個月的總統。

按理來說，因言語而涉及誹謗罪（選罷法81條本質上也是誹謗）的案件所涉「有無該言論」及是否違法，是很簡單、很容易查的案件，理當很快能決定是否應起訴，但是這個案子卻拖了將近快三年才起訴。

起訴後又拖了五個月，直到2003年5月邱毅才委託我擔任辯護人。那時我內心孤寂，我將跟三十年前加入「比較法學會」、「台北律師公會」的老朋友漸離漸遠。

2009年10月，有次和挺紅衫軍的魏千峰律師聊天，他說當紅衫軍運動時，他任副總指揮，引起這些法律前輩的「奇怪」，他就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為何參加紅衫軍而反扁。比較魏律師，我的個性軟了許多，我沒有像魏兄一樣致函給他們。

台北地方法院從2003年5月開始調查本案，初由康股黃紹紘法官擔任受命法官進行調查證據，包括查證陳水扁、吳淑珍、陳致中的財產和股票，但拖至2005年8月尚未結案，不知何故（可能是調職？），台北地方法院於2005年8月26日「改分案」由子股法官林晏如法官擔任受命法官，周占春擔任審判長、趙子榮擔任陪席法官，更新調查、審理。

後來到了2008年、2009年，周占春法官因「國務機要費案」的覊押案而成為台灣之知名人物，其實，周占春從2005年8月就和邱毅「結緣」了。

在本案中，涉及陳家之財產「實際多少」、是否有不合理增加之情形，感覺新的合議庭成立後，開始「認真」調查了。當時，我不解的是，原來承辦的是「康股」，由黃紹紘任受命法官調查，而法院慣例上法官會有調動而換法官，這容易理解，但本案換的不只是法官，連「股別」都換了，由「康股」換成「子股」，且審判長也換成了周占春，比較後來的「國務機要費案」，周占春換成蔡守訓係依「後案併前案」還有理可循，當時邱毅案由黃紹紘換成周占春、林晏如，由康股換成子股，才更讓我不能理解。

拋開我的疑問不談，除了未傳訊陳水扁以外，林晏如法官也算蠻認真的。依我們的聲請調查陳家的財產。當然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以當時非常有限的線索來調查「總統」家的財產，談何容易，因此僅調查到陳水扁、吳淑珍、陳致中之股票、基金市值「僅5千餘萬元」，根據此項調查結果，2006年9月6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認定「陳水扁、吳淑珍的私人存款並無明顯不合理增加」，「但被告邱毅依李敖等著作之相關資料，尚非毫無所本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，依大法官會議第509號解釋，不能以誹謗罪相繩」，因此，對於所起訴的五項行為，其中四項判決無罪，惟對於第四項「和股市炒手阿丁…」部分，台北地方法院則判決邱毅有罪。

這時，已是2006年9月6日，陳水扁已是第二任總統任期過半，台北地方法院才對2000年3月的陳年案子做出第一審判決，已經過了6年半！

因為檢察官起訴的兩罪中的「違反總統選舉罷免法」是公訴罪，固然不以合法告訴為前提，但另一罪「誹謗罪」是告訴乃論之罪，必須要有合法告訴為前提，但法官又不太方便傳訊總統確認其是否要提告訴，因而拖延？

到最後，台北地方法院還是選擇不傳訊阿扁總統，對我所主張完全於法有據的質疑，完全不提，選擇了判決一項行為有罪，然而，其中誹謗的部分，該判決卻怎能對於「告訴是否合法」隻字不提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