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常受害於彼此觀念不同之苦。800年來讀書人一直面臨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爭論，直到西學入侵，又陷入姓資與姓社的爭論，致兩岸分離60年，大陸也從極左20年後才改革開放。近20年來台灣也陷於藍、綠黨爭。如何是客觀 ? 如何促成和諧社會 ? 這時候，回頭看看文化史上調合朱、陸的「鵝湖會」，格外有現代的意義。

2009年8月我和朱高正同學、朱茂男兄參加「朱子之路」的研討會，於此次行程中特別從武夷山乘遊覽車，沿溪邊公路費一小時翻過武夷山之分水嶺，進入江西界，再一小時到達江西省鉛山縣之鵝湖書院，感受歷史上知名的「鵝湖之會」，這是當年朱熹、呂祖謙走過的路。

公元1175年(淳熙二年)四、五月間，呂祖謙和朱熹在褔建寒泉精舍編完《近思錄》後擬回浙江，朱熹師徒特從武夷山送行至江西鉛山鵝湖寺，呂祖謙為了調和朱熹和陸九淵兄弟間的思想、學說差異，期其「會歸於一」，請朱熹在鵝湖等候，自己跑到撫州的金溪勸陸九淵兄弟一同前往鵝湖，促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，首開了「治學辯論會」的先河，影響後世學界深遠。當年朱熹46歲，陸九淵37歲，陸九齡44歲，呂祖謙38歲。

由於對呂祖謙促成此次中國哲學史上最重要的辯論，感到有趣，在此行中，我特別用心研讀了同行中四川師大蔡方鹿教授關於朱、陸論爭差異之論文，並拜讀王立斌先生編著「鵝湖書院」一書，乃對影響讀書人八百年的「朱熹理學」及「陸王心學」，有了進一步的體會，獲益良多。當時，朱熹年長陸九淵9歲，肯與陸九淵辯論，風範可佩！而陸九淵方至思想成熟之齡，已成大師，其功力、銳力亦可佩！

簡單的理解，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根源，主張「格物窮理」、通過「多讀書」(泛觀博覽)，掌握天理，故勤讀書、勤講學、勤著作；陸九淵則強調「心即理」、「心即宇宙」，本心重要，良知良心已固有，注重反身而求的「養心」，反對一味讀書講學，以免戕害本心，流於支離，認為講學不過獲得聞見之知，而于求本心則有害；陸九淵認為堯舜之時無書可讀卻成為聖人，如今書籍無數，卻人欲橫流，心性修養不夠，看再多書又如何 ? 因此，書是次，心才是主，書貴精而不貴泛，重自我領悟而輕注解，反對朱熹的「格物致知、讀書窮理」，主張「致心之良知」，(其後陸九淵之心學被明代王陽明發揚光大，稱「陸王心學」)。

朱熹批評陸九淵「太簡」，流於「禪」，陸則批評朱「支離」，為詩曰「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沈」。此後八百年，天下讀書人陷於「理學」及「心學」的爭論，直到胡適仍在一九三0年代著「戴東原的哲學」一書中，討論理學，批評理學。直到被西學的「唯物論」所取代。

此時此刻，本人經歷30年在法庭上引經據典、無數的滔滔雄辯，我在知天命之年的心境，竟是被陸九淵的「心學」所吸引。律師們讀過的法律圖書、法律條文、判例，不在少數，還包括本國的、德國的、日本的、美國的，如果要「反對」對方，很容易隨手祭出18套攻擊、防禦方法，但捫心自問「良知」，這18套是否與「是非」、「天理」相符 ? 回想我個人年輕時，熟讀律書、條文、判例、法理，於27歲創設律師事務所，以「蔚理」為名，即認理為法令之本，要講道理，不合理的法令要修，以為自勉！於今更深覺「心」的重要。有「心」，縱使不懂法，亦不致違法。聖經羅馬書「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的事，他們雖然沒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」，如果忘了「本心」，則「著書多，沒有窮盡；讀書多，身體疲倦」(傳道書第12節)，陳水扁總統的官司讓自己、家人及司法系統及整個社會疲倦，是當事人、所有法律人及支持的民眾應該反省的。到底本心及理站在那一方 ?

在研討會中，我提出「一個人會因為年齡、經歷不同，而改變重點，年輕時當廣求知識、窮理、多讀書，年紀大時則較深體會心性、良知的重要性」，獲同行世界朱氏聯合會朱茂男會長之認同。不過，奇的是，當年力主「心性」的陸九淵僅37歲，比46歲的朱熹年輕9歲。年輕時，我曾有一度主張「透過多打官司，徹底弄清真相及真理」(窮理)，但法官總是凡人，許多官司打了十年、二十年，還是沒有真相，有了結論也不一定是真相，如今倒是認為人們還是應重心性存天理，能和解就和解，慎始以避免官司為宜，伊川先生曰「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，知人情有爭訟之道。故凡所作事，必謀其始，絕訟端於事之始，則訟無由生矣。謀始之義廣矣，若慎交結、明契券之類是也」(《近思錄》，卷一0，5)，以慎交友、慎交易及訂明契約，絕訟端於事之始，真有道理，替孔子的「必也使無訟乎」，更具體的指出「無訟」的方法。

當然，朱子所述多讀書、講學、著作、窮理，也是基本功夫，孔子就說過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也不能光「心想」而不學，朱子正是因為勤學、勤寫、勤講，累積的行誼豐富，廣泛影響士族，而成其大，以世俗的眼光而言，其一生是一部思想方面的「成功學」，已足為後人效法。其實，許多專家包括黃宗羲都指出「理」與「心」不可偏廢。讀書窮理是基本須下苦功的，但也應求諸「本心」及「致良知」。

格物致知、窮理比較屬於「認識論」(存在，to be, Sein)的角度，而「本心」、「致良知」則屬於「價值論」(當為，should be, Sollen)的領域，在「認識論」(存在)與「價值論」(當為)的關係上，到底「存在」、能否導致「當為」，歷史是否為(價值)的法庭 ? 向來有方法一元論及方法二元論的差異。我個人認為存在不一定能導致「當為」，所以，知識固然重要，但知識不代表品性，仍須勸誘人們為「內心」修為，致良知，為善的價值判斷及實踐。

希望我所受認識論、價值論、客觀性的訓練及30年價值訴求及判斷的演練，能多少體現著當年呂祖謙先生有意將朱、陸學說「會歸於一」的精神，類似呂祖謙在學問上「寬宏涵容和兼收並蓄」的精神，清朝全祖望稱「朱學也，呂學也，陸學也，三家同時，皆不甚合，朱學以格物致知，陸學以明心，呂學則兼取其長，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」，誠然，透過「知識論」、「價值論」及社會科學之客觀性之理論，有助於「兼取其長」。

當前，台灣面臨藍、綠黨爭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只問立場，不問客觀性，此時，回頭看「鵝湖會」辯論的歷史，格外有現代的意義。